清代雍正朝的文字狱，有两个特点，一，“心力全用于骨肉相残上，著名的曾静、张熙案，即直接关系宫廷之变，并且做了一件自以为高明的蠢事，颁布了《大义觉迷录》”；二，“其次为严惩朋党，如汪景祺、钱名世、谢济世、查嗣庭诸案，而他之痛恶朋党，恐也与骨肉倾轧时，双方互结党援这一内幕上得到连锁性的教训”（金性尧《土中录》），即雍正帝一面痛恨“朋党”，一面自结“党援”。

金先生称之为“自以为高明的蠢事”，是以后任皇帝的视角上说的。雍正帝《大义觉迷录》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为驳斥衰亡明朝遗臣的汉族“正统”观，他提出了能人治世这个“光明磊落”的观点。这个观点被后来的乾隆帝看到了不足：皇帝并非全是能人，而“正统”观恰恰可以延续一个皇朝。乾隆皇帝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而匿藏了。

清朝前中期的文字狱有以下这么一个规律。

顺治朝凭借凶悍而入主中原，它首要镇压的是反抗的汉族武人。“扬州十日”，江阴、嘉定“屠城”，充分展示了他们游牧民族草原上如杀猎物一般杀人的原始凶残（游牧民族生活习性使得他们更缺少农耕民族的人性一面）。对于汉族文人弱士提倡的汉文化，他们还知之不多。“文明”与“文化”，那是一个唱到天边也可以嘲弄的词。他们也腾不出手对付文人，先得对付暴力反抗。

康熙皇帝是一个史料记载的对汉文化具有强烈兴趣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对明朝时代就存在于中国的西洋传教文化，包括西洋科技、雕刻、绘画等感兴趣的人物。马屁性的史料还记述他精于数学、学会开立方等数学、物理的计算，在皇宫中还养有传教士。但那不是他真心向学，而是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先尝一口。康熙帝尝后说：不好（但请洋人设计建造供享受的圆明园西洋楼）。闭关锁国始于康熙朝。

雍正朝把康熙朝对汉文化“不好”的定义，改成“有点不好”了。雍正帝编写了《大义觉迷录》，便开始了以汉文化之矛攻汉文化之盾，他在应用汉文化了。而此时的“文字狱”，他直接关注的是对其内部“篡位”传谣的皇位的动摇，而非对全民性“异族政府”的动摇。

乾隆朝时代，雍正的汉文化“有点不好”产生了效果，满清贵族在汉文化上开了一个豁口，开始习尚汉文化了。乾隆帝内心也认为，“汉文化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奥妙，反过来便利用儒家的尊君畏天、三纲五常等学说。经过发酵，作为文化立威的利器，实际上是用了倒打手法”（金性尧《土中录》）。但“马上得天下”，仍使他恐惧“马下失天下”，他不断敲打满族旗人，甚至把与汉族士人“诗歌唱和”的贵族鄂昌（1700——1755）处死。为提倡满洲精神，乾隆帝还在六下江南的“巡幸”中，每入一城，便装模作样地从轿子里出来，骑马而入城，让普天属民看到他千里迢迢南巡的强壮体魄，以显示他为代表的满洲“风俗文化”的威仪。但是，断流终究不如塞源，他冥思苦想。

乾隆朝的《四库全书》，收书3503种，耗时十年，被古今称道。但历来也不时有人指出其销毁了中国人的“骨气”。它在成书的过程中，“书籍全毁二千四百五十三种，抽毁四百零二种，挖改无从统计”（清代孙殿起《清代禁毁书目》、《清代禁书知见录》），就连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乾隆帝宠臣纪晓岚，在其后的诗词中，也有了“不信帝王”的意思流露。金性尧先生评说：“每叹我国古籍，自秦政焚书后，实以此次查禁为书籍空前浩劫”。与销毁古籍同等规模的，便是乾隆朝当世的“文字狱”，达到了后人耳熟能详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句诗也能掀起株连和满门抄斩的“文字狱”地步。

金性尧先生在用十年心血研究清代文字狱而成的《土中录》中说：“顺治至雍正三朝，文字狱约为三十余起，乾隆一朝，却达一百三十起以上，即是以一朝而抵三朝的数倍”。凭主观臆测、猜想而罗织的文字狱，令人发指，把“读心术”发挥到了疯狂极致。同时，这也更反映了满清统治者失却文化、不懂文明传承的自身虚弱。

乾隆朝是满清皇权的盛世，也是当时和后代公认的满清衰落的起点。乾隆帝把前朝的“著作”列为禁书，不啻搧了雍正爹一记耳光；他的儿子嘉庆帝把皇爹的宠臣和珅杀了（借吏治之名），替皇爷报还了他一记耳光。皇朝表现出来的这种可笑其实是不必质疑的，因为它本来就只不过是一个家庭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