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强干弱枝的皇权圣意开始，汉民族在强权专于内、强化皇权而弱化国民的一路上狂奔。至本质为游牧民族（东北地区南部已经汉化）的满清入驻北京，抵抗汉习、重骑射、尚武功、保持满清本色，是有清一朝开国几代皇帝竭力主张的。

谨防汉化是清初的皇政国策。乾隆帝自己深究汉学造诣，但自信会出污泥而不染、玩物而不丧志。他深刻提防满族旗内那些不善于把握自我的意志薄弱者。他曾刻薄地说：“满洲进士出身之人，无一好者”（《清高宗实录》）。大学士舒德仅因“每日记事作诗”，被斥为“渐染汉人习气”。一时宠臣鄂尔泰（死后被追究植党）的侄儿鄂昌在甘肃巡抚任上也因受文字狱牵连而被赐自尽。鄂昌和汉士大夫杯酒流连，诗歌酬唱，被乾隆怒斥为满洲“败类”，借了他的头警告八旗亲贵：“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现，决不宽贷！”（同上书。注：“同年”、“年伯”是科举士人对同辈与长辈的尊称）。乾隆帝的“严惩”行为，固然是担忧满清旗人的汉化与弱化（前任雍正帝曾这样说：“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人之经典？”此论肯定偏颇，却用“文艺”一词作了对汉人的概括），但同时更具有杜绝门谊、朋党小集团的意图。朋党和太监乱政曾是明朝衰败的主因，一直被满清一朝引以为戒。

这种“决不宽贷”现象，至曾国藩京官时代，已经在京城官场中大行其道了。翻一翻这一时代前后的那些京官士大夫的“杯酒流连、诗歌唱和”纸醉金迷的史料，殊觉同朝先皇的限制说辞至为可笑。独裁者们历来喜欢做那些仅凭个人意愿、违反自然人性、瞎拎秤纽绳的愚蠢事情，让那些后代皇子皇孙向祖辈们狠抽耳光。当然，或许不同特定情况决定了乾隆帝这些说辞出笼的可能性。从后来满汉官场发展总趋势来看，他在满官中一套，在汉官中又一套，此时一套，彼时又一套，也未必可知。

同样，曾国藩时代（咸丰朝）的满蒙贵胄大学士倭仁、同治帝老丈人崇琦及末代学务大臣荣庆等人，曾是清朝后期正史上“引以为豪”的儒理学大师及科举进士（已是后期汉官的视角了）。以先皇乾隆帝的眼光来看，这些人就是“败类”和“无一好者”么！

（满清）历史一再向后人宣示，仅凭个人意愿的“圣旨”，只能是幼稚儿的独唱（表面山呼万岁）并产生离心力。

从乾隆帝的“圣口”说辞中，也许可以看到满清政权的本质：它具有落后民族本质性的排外内力，而后代满清帝王们的宣示汉文化，只不过是蒙骗汉臣为其效力的假戏，而这一点，正被乐于正统汉文化的汉臣们认真地利用（已成为满清帝王的无奈）。尽管曾国藩时期的汉臣们用汉儒理学文化中的“忠君”思想为满清挽回了家天下（镇压太平天国），但至戊戌变法时期，托汉古而改制，进而彻底排满，满清开朝几代皇帝的担忧成了历史不自觉的事实。开国几代“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满清统治者意愿，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