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及各省相继宣布独立以后，1911年11月上旬，湖北和上海两地革命党人发出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通电。由于湖北“首义”地的力争，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决定迁往武昌开会。但此时武昌正处于清廷重新起用的袁世凯北洋军的炮火之中，会议改在汉口英租界召开。12月2日，代表联合会通过两项决议：一是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是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

孙中山于此年12月25日从国外到达上海，成为革命党人众望所归的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于当天致电袁世凯，表示“暂时承乏”，“虚位以待”，即只要袁世凯能逼清帝退位，甘愿奉袁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这里的“虚位以待”，历来被史笔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其实它恰恰是新军武昌起义以后的虚总督之席以待黎元洪实践的不约而同、不自觉的进一步发展，它不是一个“妥协性”就可以解释的，它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人治等级社会“龙头老大”思想的必然产物。“妥协性”的解释是一个懒惰的解释。从根本上说，这种解释对中国后人的思想进步发展没有丝毫的贡献。只要“老大”思想存在，“众小”是难于起到影响作用的；只有在中国社会中“制度性”地消灭“老大”思想，视“老大”为畏途，真正做到“老大”被“众小”制度性地牵制，这种唯“老大”的“妥协”才会被中国历史消灭。

同样，在孙中山临时总统内阁中，也存在着这种利用其人影响力（俗称“人情面子”）“虚位”总长的现象（内务总长程德全、交通总长汤寿潜、实业总长张謇都没有到南京就职），即采取了“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方案。这是利用“龙头老大”的一种历史惯性现象。“妥协”只是一个“两面光”的中性词，甚至是历史学者对中国长久以来历史不究根本的不负责任的懒惰落笔。

清末社会数十年的历练，上溯至中国数千年文化与制度的传承，打造了清末民初这个革命年代袁世凯这位传统中国的“龙头老大”。不管这位“老大”的本质及今后会是什么样的，人治等级社会中的捧手相让成了当时历史阶段的“众望所归”——几十年宦海的社会历练，使袁世凯的总统头衔至少在此时此刻“得来全不费工夫”及“非我莫属”了。

可以设想，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又取消帝制的愚蠢（帝制前后权力体系国人的由专制制度铸就的明暗立场迅速变换），导致海内外纷纷通电要求对其“执行国法”。袁世凯如若不是病死，将成为中国的路易十六。袁世凯临死所说的“他害了我”，指的仍然是人。当中国传统的“他”能被改成“它”时，则说明中国对人类社会的认知，不再停留在“人”（而是“法”）的水平上了。说穿了，是传统的非老大莫属的制度害死了袁世凯。袁世凯的亲信、复辟帝制很卖力的梁士诒说过这么一句话：在中国，很难相信人们会对一种虚渺的制度而不是对人的负责。这是根深蒂固传统理念对国人的影响所致。在人治成为性格以后，中国人擅长做那种“溺爱害人”的行为。张勋“复辟”同样是中国性格的体现，性格一致导致行为历史性地“惊人相似”。换个角度说，“虚总统之位”的“虚”字，只是历史传统设置的一个陷阱。

在中国数千年无有之“国体”面前，袁世凯成了历史某点上“众望所归”的第一个“摸着石头过河”者，但可以说，他仍只历史惯性地摸到了“权力”这块“石头”，因而没有“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