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向八国宣战的战争灾难，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向国内人民转嫁。自1902年庚子赔款起，清政府每年必须支付外国1800多万及头三年另加赔款缓期半年的利息300多万两（加上外债偿还，远远超过这个数额，如1903年赔款及外债本利达6800万元）。清廷户部把赔款额摊派给各省，以致各省形成了对民间“无物不捐”的现象。1909年御史胡敬思说：“业之至秽至贱者灰粪有捐，物之至纤至微者柴酱醋有捐”（《光绪朝东华录》），即民间所说“只有屁不捐”了。1905年前后，全国各省遭受了自然灾害，受灾地区达三四百州县，引发了不断的暴动事件。这种由自然灾害引发持续的暴动、抗捐抗税、抢米风潮（遍及全国各地无以数计的民变及针对外商的罢工持续至清朝灭亡，某些历史小说中所说的成群“吃大户”现象即发生在此一阶段），实际是“庚子赔款”造成的绝大多数国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下降，是综合“国力”脆弱的体现，它是革命者推翻清皇朝的社会土壤。甚至可以断论，“庚子赔款”向民间转嫁，是清政府本能和无意识的自残行为（当时外国有外交官警告列强：庚子赔款应适度，以免压垮清政府。见识高于列强政府和清廷）当时的民族资本家张謇在1904年说：“上下交困，势已如此。过此以往，何堪设想！”（张謇《张季子九录》）

庚子赔款的人祸及大自然的天灾，使清政府垄断的能力下降，许多原来的官办企业出现了“招商承办”转制私营的无奈情况。例如大名鼎鼎的官办江南制造局，1905年不得不将船坞和相关机器部门“变为纯粹商业机构”。其时存在三种情况：一，停办，如兰州织呢局、漠河金矿；二，外国资本控制，如开平煤矿、湖北铁政局；三，商办，如上海机器织布局（即盛宣怀企业）、湖北纺织局、上海轮船招商局。官办企业从甲午战前洋务时期的所占企业比例的78%，下降到此一阶段的27.1%，民间商办企业上升到所占比例的72.9%，铁路的地方民营也应时而生。这就是史笔上称的：民营企业在清末时代的又一个小飞跃时期。

但是，对于一个传统专制政权来说，商办民营只是一种应时的无奈之举，放开只是表象，垄断才是本质。假如说清末最后一年“铁路国有化”只是一个点，那么与这个点相牵连的，仍然是传统专制清政府对所有民营企业遏制的一个面。这种遏制是一种商办企业与清政府制度的互补，即商办企业需要政府的遏制与依靠以获取政策上的专利优惠，而清政府又在统管中重新获得其政府的利权与威信。例如，张謇在南通开办大生纱厂，便获得了清政府政策的偏向，取得“二三十年中，百里之内，不准别家设立纱厂”的垄断权。这种政府的政策偏向，并非无的放矢，一旦时机成熟，收归家天下国有是它的必然。商办企业的逐利性和对清政府的投靠性，造就了史笔中常说的那么一句话：民族资本家与封建官僚统治者既勾结又矛盾，具有两面性；而中国民族资本家对外国列强也具有同一性质的取向。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人的超国界的趋利本性决定的，与国家与民族无关。同时，由于商办的这种扶植性，决定了其本质的脆弱性，而这正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奴性相适应，——成为了传统旧中国文化的又一应时产物。

在清末工商业的发展中，有这么一个突出现象：土地、高利贷和商业是官绅富豪传统的投资对象，它具有熟悉、收益大、稳妥的特点。据1912年农商部登记的数字统计，当时全国钱庄和典当业资本为1.6亿多元，比全国工业资本5500万元高出近三倍，也就是说，流入垄断性产利行业的投入资金，远远超过社会性工业建设的投入资金。这也可以说明当时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即制度对社会发展的遏制作用。因此可以说，清末社会民族产业的这种发展是微小的，是经不起风浪而会翻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