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近代史笔大多这样说：义和团扶清灭洋“这个口号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发展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暂时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这种观点是上世纪中叶以后的主流观点，翻开中国任何一部近代史著作，大多这么落笔。其实这种观点根本无法解释如此大规模的“人民大众”运动为什么会转瞬即逝，一个“暂时降到”，也根本不能说明本质的东西，一个“口号”同样也是如此。

很多史笔同时又揭示：义和团运动在步入了清廷的利用对象以后，才逐步在北方蔓延开来的；同时，义和团在“反帝”的旗号下，与清军官兵的战斗也持续在“运动”的自始至终，即义和团也是利用了“灭洋”的旗号在反清（同情义和团的史笔称：义和团被迫反抗）。一种相互利用的旗号，根本不能说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可以说，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反帝”的政治需要，近代史笔抓错了清末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不会因主观意志的改变而改变，任何事物，内因是根本，外因只是外在条件。义和团快速消亡这个历史事实，只说明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国内封建统治者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这是传统中国根深蒂固的统治者与民为敌的根本立足点。

这种对清末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是中国历史发展局限性造成的，陷入了“专政”与“被专政”的轮回。不这样解释，就无法解释清末民初各种势力，包括当时东南各省的“互保”，及清廷、地方政府、反清各种政治力量，都有借用外国势力的现象，及由此产生的依靠各外国势力的民初军阀内战，包括二三十年代开始的“国共”争夺的局面。国内主要矛盾永远是贯穿整个清末社会及后来民国社会的主线，外国侵略只是强弱程度不同地刺激了这个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点。

其实，众多的史料证明，清廷统治者对义和团反政府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是由它历史一贯以来害怕失去政权的本质（本能）决定的。当时对清廷“抚”义和团上谕阳奉阴违的山东巡抚袁世凯说：义和团“就使真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洲，尽驱彼族，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道理很简单（袁世凯观点只是官僚体系的一个代表），清廷认识意识很清晰。

“盲目排外”是史笔对义和团运动的断论。这种“盲目”，正是清廷总体上利用的结果（也是千年愚民的结果），它由此而逐渐发展壮大的清末“排满”，也正是由这种“盲目”造就的。这就是袁世凯预测的“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清廷统治者期望按自己意志的“排外”（学外也是如此），最终陷入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完全失控的被“排”失败局面，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产生的“救亡运动”，它的缔造者仍是清帝和袁帝，因为清廷及后来的政权继承者袁世凯，已经步入了当时列强包围、通过“以华制华”政府管道吸食中国利益的“洋奴政府”历史惯性的境地了。中国后来发生的革命，只是打破了这个“管道”的现象，没有解决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也许是历史留给中国的一笔遗产。这笔遗产是历史发展规律性地一定会获取的，它将会以何种方式获取？

注：笔者信服当代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的一句话：“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