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中外笔记与文献都有对天国占领地区悲惨景象的记录。江苏之前“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的景象不复存在，“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三十里无居民者”，太湖地区“桑枯蚕死，寂寞荒凉”。浙江“户口凋零，田畴荒芜”，“哀鸿遍地，疮痍满目”，安徽“终日不过行人，百里不见炊烟”。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成了“家家有饿殍，户户断炊烟”的人间地狱。当时有文人史笔记述：“官兵败贼及克复贼所据城池后，其烧杀劫夺之惨，实较贼为尤甚，此不可不知也”（《太平天国》）。

清政府为了恢复生产与社会秩序，宣布了减收江、浙等省的田赋措施。但据时人陶煦《租覈》说：“赋虽减而租未减，租之名虽减，而租之实渐增，正如《元史.成宗纪》江、浙行省臣所言，‘恩及富户，而不被于平民者也’。”当时《申报》说：“国家之赋额减，而民间之租额未减，有田者蒙其恩，无田而佃人之田者仍不获其利。”此项所谓减田赋措施只视业主“贵贱强弱”而定。当时江苏巡抚丁日昌在《抚吴公牍》中说：江苏“大户或至一文不收，甚有包揽小户者，小户则每石十余千或七八千”。

天朝镇压天国以后，由于人口锐减，很多土地抛荒。清政府采取了招抚流亡、开垦荒地的措施。但至为可笑的是，当有当地民人开垦荒地、有所收成之时，就会有人前来自称为该田的原有业主，真假莫辨、各为理由。如何解决此种争端？在权势社会，以后台和金钱开路，自称者勾结当地官府，获得凭据。垦农空费劳动，田地与收成均被夺走。

此种情况的屡次出现，造成了清政府“恢复秩序”主观愿望的难于实现，地方农民不敢认垦，观望不前。这是权势社会阻碍生产发展的现象之一。在此情况下，江苏等地方当局便不得不出面禁止土地冒领。丁日昌说：“原主弃田不耕已十余年，业已与田义绝，无论是真是假，均不准领。且此外荒田尚多，何必刻舟求剑？”丁日昌话虽说得不错，但正因为是成品的“剑”，才有权势者会“刻舟”，如果是原材料的“矿铁”，则不会“刻舟”了，因此与“荒田尚多”无关。道理似是而非，说得无关痛痒。

在权势与措施相互作用与规范下，长江中下游地区产生了一种应时的新而普遍的租田制度“永佃制”，即地主保留土地所有权，但承认佃农有永久耕种的权利——不能不怀疑有权势生造一个新地主的可能（笔者在前文“清朝官吏鲸吞土地”中有记述）。由于当时人少田多，劳动力严重缺乏，当地政府不得不承认佃农对土地的“永佃”权（区分了底田与面田）。这显然是传统势力社会中权势者与现实情况（包括不得不出台的政府措施）的一种妥协的结果，比稍前的权势者强抢“冒领”稍微温和一些。

但由于权势社会只视“贵贱强弱”为准绳，“大户或至一文不收”，而底层劳动农民得承受各种各层苛捐杂税，少田无势的那些佃农最终又被迫把自己的底田完全卖给豪富之家，自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只有耕种劳动权而无土地权的佃户农民，恢复了清政府所期望的原有社会秩序。这是权势私利历史社会的一种典型浓缩的秩序现象，这也是一种中外权势社会普遍存在的强权——打击破坏——妥协——恢复强权秩序的过程，——当时外国殖民列强对清政府也存在着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