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左右的改良主义者大都发表过主张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的言论，期望“官”的性质成为私有商办竞争游戏的公平维护者。王韬说：“近日所有的井矿公司，弊窦丛滋，请皆一切罢之，而悉由国家发出帑币，自行开掘，责以成效。但使总办得人，纲举目张，所出必有可观”，又说：“最要者莫如官商相为表里，其名虽归商办，其实则官为之维持保护”（王韬《弢园尺牍续钞》）。郑观应说：“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扰，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则上下相推，二弊俱去”（郑观应《盛世危言》）。

可以说，改良主义者的部分主张得到了实现，或者说这种主张本来就是清廷权力中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统管主张。官督之初，商办得以扶持维护——只能是护商以肥私；但是，由于官督的人治私利性质，官督何不是另一种的“土棍”与“吏役”呢？中国词汇中有很多都有歧义。传统皇权文化的渲染，使得“官办”具有“公办”或“国办”的含义；但由于传统中国一贯是一个“家天下”私有制国家，这种“官办”，确实只存在官权势力私办的含义。“王法”，它不具有“国法”的含义，只具有“王者之法”的含义。根本上说，这是国家制度问题，而不是“谁办”的问题。改良主义者良好的愿望只跌入了私权肮脏的泥潭。不得不说，改良者本身也是社会现实中的碰鼻子转弯者，这既有一个社会观念客观渐变的过程，又有一个主张者传统无权无势主观无奈的因素（势利一词在百年的变迁中，已从名词变成了形容词，表达了一种依附权势追逐利益的人际状态）。

王韬后来又说：“若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视其所出繁旺与否计分征抽，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同上书），他提出了“制度”对民间、官吏的竞争、权力干预的公平限制问题。郑观应又说：企业“既有督，又有总，更有会办、提调诸名目，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少，肥私橐者尤多……今欲扩充商务，当力矫其弊，不用官办而用商办”（同上书），他提到了官督腐败的问题。另一位改良者何启在甲午战后涉及体制改革的维新变法期间说：“不问何事，一闻官督，则商民必不敢办”（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

可以说，由于“家天下”私有制是旧中国一切社会形态的前提，导致的只能是清政府对这一切形态的私向性制约作用，即私利政府才是一切社会形态的意志选择者，改良者的理想只成了愿望或者空想。郑观应愤愤地吟诗：“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这是后来一切改良者在中西文化交融之际，根据自己对国家社会的实践构想意愿（包括康梁立宪派、孙中山等革命派）走向“排满”与“国家共和”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