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冯桂芬避居上海期间（太平天国起义）著作的《校邠庐抗议》，是对这个时代社会总矛盾反思的产物，因而他在书中阐述了一种改良社会的思想。这种改良思想，是忤逆封建皇朝传统的、以为“本该如此“的统治者意志的，因而连为他作序的朋友吴云也说：“先生悲悯在抱、愤时嫉俗之心，时流露于笔墨间，故立言稍微。”

吴云这种文字的表达，由于历史皇朝现实一贯的乞奴式文化，成了一种社会正逻辑。其实，就真正的现代人本社会人文观而言，是极其荒谬而不合逻辑的。吴云的“悲悯在抱”，显然指冯桂芬对“天下”总矛盾爆发而殃及遭难百姓的“悲悯”。现代思想告诉我们，这“天下”社会是由什么样的人构成的？被统治的普通百姓与民众在其中占有绝对的大多数，因而只能是普通人构成了这个“天下”（其实统治者及各层官吏也是普通人，不过是权势给了他们似乎高人一等的自我浮躁错觉）。“愤时嫉俗”的“俗”，不是指民俗，因而应该理解为“悲愤于长久以来的时势，嫉恨于统治观念的庸俗”。改良思想者冯桂芬这种悲天悯人、改良社会的笔端文字“立言”，却被同道朋友吴云理解为“稍微”，这是什么逻辑？

皇朝历史长久以来，“忠君”思想造就了忠君为宏、爱民为微的所谓“正道”与“正统”。应该是忠一人还是忠“天下”，古人历来就没有搞清，不具有这种人文观的传承（或只成偏流），或说那些食禄者根本不敢搞清。忠君即爱国，爱国必先忠君，这是传统皇朝主流文化的中心点（现代人把爱国套用于古人，或会产生歧义）。皇权把这种悲悯“天下”与“忠君”对立起来的思维观念是极其愚蠢的。这种主流观念传承的愚蠢，使得中国历史人文观中没有“爱国”观念，只有忠君为实、爱国为假的这种歧义。即使再亲信的臣子，如果在皇帝面前表示“爱国”，这位皇帝一定会蹙着眉寻思：想跟朕夺天下？在这样一种荒谬逻辑中，吴云得出了“立言稍微”的结论。

在国内主要矛盾加上外国刺激外因的冲突之中，恭亲王奕等提出的是“农民起义”是心腹之患、外国侵略是肘腋之患的观点，这是国内统治者的视角，是清政权体系逐渐走向“洋奴”的初发端；冯桂芬却提出了“夷务第一、剿贼次之”及“重其事、尊其选”的思想，这是少部分处于所谓“天赋”治权统治者以下众多民众中一双透视历史社会的明亮眼睛，是强调人本社会的不针对国内谁是谁非的“论事不论人”的历史观，这才真正是人类社会本该如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