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报人汪康年在《驳招商局为纯粹商办论》中说：该局“历来之总办，何一非挟巨力之大官乎？各船之买办，何一非某巨公之私人乎？盖不特其私人而已，其私人之私人亦靡不充满其间……最可笑者，尝有一年，总办至七八人，人吸万金以去而莫之过问也。”

“总办”是朝廷命臣，每“人吸万金以去”，人的唯利性，官与商有区别么（商还凭本事与资金，官只凭权力）？人事臃肿，各为私利，如此企业，不亏天理何在？关键点在哪里？评一种历史现象，后人不该按着自身需要的角度。任何事情，总是有利有弊，招商局的利是得助于清廷而发展了“国有”企业，但它官督而引发的腐败，也许远远抵过它的“发展”而真正起着自身扼制的作用吧。这是清末民初“民族资本家”和知识者万人声讨的主要矛盾。如果非得要说“官督”优越并只要完善“官督”，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社会是一个封建皇权的“大官督”了吧，它“一穷二白”的“初级阶段”是漫长两千多年文明发展完善的结果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完善“官督”中“官”的因素，而在于完善“官督”之上的机制因素，即把人的主观强加因素退出，代之以机制的完善，这才叫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官督具有无限的好处。以有名的清末“上海织布局”来说，1876年李鸿章便有意指派人在上海开办官督商办性质的纺织厂。1880年，李鸿章奏请清廷核准该厂具有独此一家性质的十年专利和减免税厘的优惠。经过运作以后，该厂收到股本现银35.28万两，扣除购买机器等成本20.9万两，余下14.72万两成了一堆收不回的股票和借据。企业完全处于停顿状态。1887年改组为官办占大股的上海织布局，续招新股。织布局尚在蓝图之中，便已亏损30%。1890年至1891年，织布局才陆续开工。“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织布局，不料在1893年10月的一场大火中烧成灰烬。官股损失26.539万两，商股损失55.49万两，其他借款损失22万两。1894年，李鸿章指派盛宣怀在原有纺织局基础上督办设立华盛纱厂（华盛纺织总厂），并命令所有已办和将办的民间商办纱厂，“以后商办各厂按每出纱一包提捐银一两”（李鸿章《推广机器纺织局折》），以偿还织布局火烧的官款损失。让根本不搭界的所有商厂为“火烧”买单，官督之下，确实不是什么滑天下之大稽！官督的好处是举手之劳一纸“命令”的得利性和踢除竞争的专利性。这是发展“国企”？抑或扼杀“国企”和民间商办企业？关键在于，没有众多绿叶的映衬，是形成不了“一枝独秀”的工商业形态的。这是养分与产物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传统一统皇权非我莫属的官僚不具备这种现代常识。盛宣怀华盛纱厂的独秀，最终也在半官半商的形态中发展成了盛氏私产。这是统治者主观私利愿望与现实人性发展之间的落差吧。宁给一己之私（外国之私便是后人眼里的卖国吧），不让全民得利，这是私利政权养大势力、自掘坟墓的下意识愚顽历史惯性吧。

就上海纺织局的开设，《清稗类钞》（清.徐珂）中有一段话，旁衬式地记录了李鸿章等权臣主观见识短浅和目标宏大之间的矛盾：“英美商人闻之大惊，恐利权见夺，乃集资千万镑，将请人设法阻其事。乃逡巡十年，始渐设立于上海，英美人觇之，见局厂崇闳，而管事人既非夙习此事者，机器亦不可研究，且多旧式，于是相与大笑，不以为意。”“崇闳”即非同一般，纺织局外观规模宏大，而官员无知机器陈旧（外国人眼里），这是官僚“骗骗野人头”的传统作派吧。看来，也许实业这一条路，不是传统“贤人”的“舍我其谁”可以担当的。清末有名的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前任者胡燏棻甚至断言：“中国欲借官厂制器，虽百年亦终无起色。”企业形态只是社会百态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