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之弟奕譞在闲职亲王期间以一贯排外、守旧、顽固而著称。自1885年代替奕、位至幕后总管（因是皇爹而被专制慈禧扼制，只能在幕后）、总理海军衙门（红包进贡，官场明规则）以后，则完全改变了过去对“洋务”的排斥态度。在80年代“铁路”争论中，他说：“夫津通之路（按：天津至通州）……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之用，一举两益，所关非浅。乃议者不察底蕴，不相匡助，或信道听途说，或竟凭空结撰，连章论列，上渎天听”（引自光绪十五年一月《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军机大臣会奏》）。奕譞的“不察底蕴”、“ 凭空结撰”、“ 上渎天听”，不就是对曾经的一种自我否定吗？人总会有一种反思，反思得出的结论应该具有根本性了，但为什么仅停留在骂人和自骂阶段？他是在向西方文明“学习”了吗？抑或这种“学习”仍拖着一条巨大既得利益的尾巴，因而只能停留在骂人和骂己阶段？史论者常说“守旧”者是“顽固派”，其实他们只是一群“顽而不固”者。在外国枪炮和自己既得利益面前，他们从来都是会软化的，既得利益是唯一的着眼点。那个时代，只有与皇权伴生的相关利益，忠君与爱国混为一谈，没有与现代国家概念中的国家与民族自强相关的民众利益。

说得本质一点，这种前后观点的突然改变，是符合中国历史皇朝宣扬的“天命观”的，或说符合中国某种传统文化观的。“天命”就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遭临到的某种变故运道。它不讲求成因，只讲究现实，此谓“运道来了门板都挡不住”（流传至今）。正是有了这种“天命”观，中国先人们从来愿意接受这种突然降临的“命运”，无论好运还是厄运，此谓“认命”。前倨后恭，小人得志，鸡犬升天等，都是对这种突然性改变的一种描写。这和数千年皇朝“循环史论”轮回学说是相契合的。这是皇朝理论造就的“卓越功绩”！当代否认中国历史皇朝“封建与专制”的某些腐朽“学者”，还在赞美着这种“上天在看着呢”（某学者采访视频原话）的“天命”观呢。这种“传统”观念，犹如山崖上的藤蔓，只要环境条件适宜，是会滋生的。

对于醇亲王奕譞这种突然转变的“自骂”现象，中国历来不缺乏反思者。19世纪70年代末，洋务思想家王韬说：“咸丰初年，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虽有其说而不敢质之于人。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绪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身逢其盛也。噫噫，是何一变是也！”（《弢园文录外编》）

王韬感叹：转变之快，怎么会这样的呢！王韬对当时现实的描写，就是官场处于突然降临的“洋务”利益“运道”之中的自鸣得意、其乐融融——融融之中，还不失相互的攻讦。这种官场历来不吝于上下其手、道貌岸然！至于今后将会怎么样，且待八仙摸着石头过海——认命。皇权伴生的官僚，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利益及思想观念大潮中，真实地表现出了他们外强中干“顺风”弱势一族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