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朝东华录》记载：1893年利津知县钱镛以迁移灾民为名，“将临海逼近素无业主被潮之地，安插灾民，而以离海稍远素有业主淤出可耕之田，大半夺为己有，尽租与殷实之家，利其租税，据为奇货……民未种地，先索税租，每亩制钱二千文及千余文不等，通共约计二万余千，尽饱私囊……所领藩库银二万余两，本为灾民购房买牛之用，乃稍稍与民，其余尽以肥己。”

这种乘灾打劫、鲸吞土地、中饱私囊的行为，没有一个权势官僚网络的保护，是办不到的，因此它决非个别现象；而其中有可能冒出来的“违法”者，也只是人治统治机制借机打击和排挤的对象而已，是打击人而非打击“违法”。这是皇朝历史社会对人不对事的传统。

1936年的《安微省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一书，记述了湘军将领土地占有的巨大份额：“合肥东乡李氏兄弟（李鸿章、李翰璋六兄弟），西乡周（周盛传、周盛波）、刘（刘铭传）、唐（唐殿奎、唐定奎）、张（张树声、张树珊）诸望族，所置田亩究有多少，不但外人不知，即其内中人，所知恐亦不尽不实。且田地向无丈量，粮赋极为混乱……据东乡佃户所称：李氏田地当占三分之二，为数约在五十万亩以上。李翰璋、李鸿章兄弟六人，每人平均均有十万亩，其在外县者更无论矣。”

庞大的土地占有额，非靠官权势力，是万万做不到的。“且田地向无丈量，粮赋极为混乱”，只反映了官僚阶级贪婪、不计后果的原始与落后本质，人治封建权势社会，此等小活，上官乃不为——大囊虫滋生小囊虫，这何来皇权政治口中的“国计民生”？

战乱之时，这种鲸吞、掠夺更为猖獗。民国前期有名的“崇德老人”（曾国藩小女儿曾纪芬）在其《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记：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曾国荃的现实主义态度，曾引来大儒“理想主义者”曾国藩的所谓“立德立言”的谆谆说教，这记载于曾国藩家书中。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土地调查文献还记述：湘军中有一方姓统领，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看到某地风水优、良田沃，便指挥手下士兵筑田造屋，在此扎根，“至今方家仍独占二千亩”土地。此谓“好男儿志在四方”吧！

同一皇权社会体制下，对内镇压战乱期间的掠夺，难道不是和平“盛世”时期的缩影和另一种本质性的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