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寿麟（史称“少孤贫”，民国名士章士钊族兄）是曾国藩靖港败役、投水自杀而被救起的救命之人。相比于湘军中众多因战功而利权名声鹊起的将领，章寿麟几乎只能称是个默默无闻者。他以救起曾国藩的地名靖港铜官（因铜官山得名）作《铜官感旧图自记》。章寿麟死后（比曾国藩晚），各湘将为其著文作序。

李元度是湘军名人，早年与曾国藩共患难，私情深笃，但与太平军徽州一役战败，被曾国藩上书朝廷参劾，遂使两人产生矛盾。李元度是这样带着主观感情评价章寿麟的：

“呜呼！援一人以援天下，功在大局不浅，价人（按：章寿麟字）虽不以为功，天下后世有知价人者，遇不遇乌（何）足为价人加损哉！”

“援一人以援天下”，把章寿麟救一人比作救天下；“遇不遇乌足为价人加损”，李元度之语，寄托了自己想要对曾国藩说的多少怨言？

左宗棠这样评价章寿麟：

“而论者不察辄以公于章君不录其功，短公之矫，不知公之一生死齐得丧，盖有明乎其先者，而事功非所计也。”

意思是：议论者不明察，以为曾国藩不计章寿麟的功绩，是因其本人有矫骄的主观不足原因，却不知章公一生得失，都是他平生聪明智慧的累积，而根本不计较所取得的功名。

左宗棠此言，也真是他本人活脱脱的写实与自白！世间有多少同病相怜者？

那个时代，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的矛盾乃人尽皆知。

曾国藩曾经的门客、后投效李鸿章幕府的吴汝纶一眼洞穿李、左这两个大佬的笔下曲笔之意（左宗棠的“矫”字也有求报的意态），他这样评论章寿麟：

“夫有功于人而望人之报我，不得则郁郁焉，悄悄焉，寓于物以舒吾忧，非知道君子所宜出也。”意思是求报答者非君子，旁言左语把李、左写成“非君子也”。

吴汝纶作为曾、李幕下受惠的僚属，先由曾国藩奏任直隶知府，后由李鸿章提携“知深冀二州”，一度担任过天津知府，他的观点是否也有其别具用心？观点正确与否，也只成了似是而非的东西。

对于这种似是而非的评论，古人早有明识。吴光耀在《慈禧三大功德记》一卷中说：“王闿运《湘军志》，体裁宏简，叙议平实，司马子长后无两之作，惟水师篇言杨载福彭玉磷交恶事，不无曲笔。先是彭以五万金设船山书院于东洲，聘王主讲，以为终老之地，以故不能无所偏也。杜少陵《悲陈陶》《悲青板》，不能为房琯曲笔，韩退之《顺宗实录》，不能为柳宗元曲笔。古人父子君臣朋友之间，自有相交之道，何必曲笔，反两失之。”（徐一士说：王闿运“主讲衡山书院，事在《湘军志》成书以后矣”）

吴姓文人在指责他人“两失之”的曲笔之时，自己是否也在因君臣父子而曲笔呢？这是人性？这是私利？宗法奴才制度下的文人，不足以论人论事！私利的朝廷，养大了私利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