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只是一种形式，与实质无关，更不是称誉的理由。清朝八旗军制的腐败无能载入史册、人尽皆知。清朝光绪年间，却有这么一个人，浸浸于以古老的八旗兵为自豪，希望八旗兵这枝朽木发新芽？民国年《一士类稿》说，杭州有一位叫三六桥的青年，世代为正白旗蒙古人在杭州城的驻防军（古人防军指防百姓）。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六桥年方十四五岁，便潜心钻研八旗军制在杭州城的沿革及自创制以来与之相关的风俗人文、轶事雅谈，作“柳营谣”诗集。其自序说：

“吾营建自顺治五年，迄今二百四十余载，其坊巷桥梁古迹寺院之废兴更改者，既为杭郡志乘所略（评：清初强抢地方他人田产，不得不略），而其职官衙署科名兵额一切规制，又无记载以传其盛（评：一面当兵一面从事各业，规制名不副实，却也确实兴盛，记载则羞煞）。自经兵燹，陵谷变迁，老成凋谢，欲求故实，更无堪问。夫方隅片壤，尚有小志剩语，纪其文献，吾营八旗，实备满蒙大族，皇恩优渥，创制显荣，其间勋名志节，代不乏人，倘无一编半册，识其大略，隶斯营者非特无以述祖德，且何以答君恩乎？童子何知，生又恨晚，窃不任其淹没无传，以迄于今，每为流留轶事，采访轶闻，凡有关风俗掌故者，辄笔之，积岁余方百事，即成七绝百首，名曰柳营谣。”

“满蒙大族，皇恩优渥”，是其以利益为基础的自豪的实质；“勋名志节，代不乏人”，是其自豪而产生的自我虚胀。假如现代人笑他，自有可笑的理由；但假如此青年三六桥搜集八旗典故逸事以志记录，作为一种古人走过的里程碑，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如果要在八旗兵里发现什么闪光点，以使发扬光大，则大可不必。那只能是八旗文人的自恋与固执或政客的另有所好了。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古老而养成皇朝主流“祖制、祖训”、擅长引经据典、向后看的民族，这是有史以来皇朝史料可以证明，并已为皇朝终结时代中国人所共识的。这种向后看，只利于皇朝统治而不利于社会向前发展。皇朝两千多年统治，制约了社会进步，这是不容置疑的。

这里可以介绍部分诗词及注释。

“灯词宠赐早春时，会典房中永宝之。”乾隆恩赐灯词一卷，藏于会典房。注释：“房已毁于兵燹”。

“会议堂开赐冠军”，注释：“会议府向在查家弄……今古木衰草而已。”

“八旗学校分文武，弓箭诗书两不荒。”三六桥怀古居多，写真不多。

“马家桥与洗麸桥，流尽兴亡水一条。我欲沉沙寻折戟，清湖河畔认前朝。”注释：“马家桥洗麸桥由吴越王屯兵得名。洗麸桥俗称大八字桥，桥西即清湖桥，俗称二八字桥。”这种“流尽兴亡”是多少代人的唠叨？

“短短红墙小小门，一官虽谪亦君恩。桥东遗署今乌有，盖代威名世尚闻。”注释：“年大将军雍正间谪杭州，后贬至正白旗满洲防御，其故署皆围红墙，在石湖桥东折弄内。按：年为防御时，日坐涌金门侧，鬻薪卖菜者皆不敢出其门，曰年大将军在也。”年羹尧是雍正朝皇权的反臣和奸臣，也许在官绅民间并不如此认为。同一朝几代人后，竟成了“盖代威名世尚闻”，皇政是个什么东西？年羹尧被雍正帝赐死，赐死也是“君恩”，三六桥是什么思想境界与思维逻辑？

中国诗词自唐宋发展至鼎盛后，整个一千年上下，除了风格稍有变化以外，诗词内容几乎没有改变。就一诗来说，根本看不出是作于一千年前，还是一千年后之作。这是由其一成不变的皇朝制度和一成不变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这些诗使笔者想起不久前在某书上看到的一位美国故人对中国诗的评价，说，中国出不了诗人，甚为惊讶。堂堂中国千年诗词国家，出了多少诗词名家！但仔细想一想，欧美人有欧美人的思维习惯。欧洲文化中有一句话叫“愤怒出诗人”（最早由古罗马人尤维利斯提出）。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古人也许诗人不多，如战国屈原，南宋“怒发冲冠”的岳飞等；推敲写实、借景抒情、吟唱小调的词人居多。这是不同传统定义还是不同人本思维产生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