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南方疆臣“东南互保”的积极一面，历来述史者说的很多了；但其中反映的消极一面，几乎很少提及。南方疆臣与列强达成的小动作式的“抗旨”，清廷不是没有觉察。史料说明，总理衙门首席大臣端王载漪给袁世凯去电，要求他派兵去剥夺刘坤一的权力。对此，列强各国对清末中国形势的走向也作了预测，认为北方局面恶化会导致南北内战，影响其在华利益。“东南互保章程”订立以后，英国驻上海领事霍必澜向刘坤一、张之洞建议，如有必要，英国军舰将给以支持。刘、张回复：如有必要，当然可以，但“当一切都可以控制时，他们并不需要英国军舰在长江口耀武扬威”。

然而，事情并没有如刘坤一、张之洞预期的那样乐观。上海的英国侨商给英国外务部发出了一份上海局势的评估报告，认为鉴于上海英侨生命及财产的安全，英国应派兵入驻上海。进犯京、津的西摩尔中将于7月底到达上海，会晤了刘坤一，达成一致协议，英国将派遣三千海军陆战队进入上海。英国的行为，在“利益均沾”的列强中产生强烈效应。8月中旬，三千英军在上海登岸，8月下旬，八百人组成的法国部队也在上海登陆，日本、德国也纷纷效仿。

“东南互保”是东南疆臣的主张。这里既有他们“抗旨”的一面，又有其延续清廷给予的既得利益的一面；“两广独立”再而推翻清廷，却是南方社会各界仁人志士的愿望。康有为、梁启超暗中组织两广起义；孙中山革命党也在两广发动了推翻清廷的起义革命运动。不得不说，这里面既有忧虑外国战火对南方的波及，又含有各自不同的国家政治利权的主张。但宗旨只有一点，清廷已经不再具有政府的权威，它已失去了国人民心。

“东南互保”维持了半壁江山的稳定，这是其积极的一面。但在某种角度上，它和后来清廷签署的《辛丑条约》一样，也是屈服于外国列强在华利益要求的产物（清廷无能）。它和致力于推翻腐朽清政权、主张国家独立主权、自主进步的孙中山革命不可同日而语。《辛丑条约》第十二款说：“中国政府应允改革外交机构，并且按照各国所指出的方式订正关于接待各国使节的礼仪”。自此，带有“天朝上国”语意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停止职能，改为外务部。“按照各国所指出”的强硬语气，“在客观上无疑培植了便于执行卖国媚外政策的职业官僚”（引自《1900年中国尴尬》马勇著）。按中国传统官本位主流舆论作用来看，诸多近代史学者指出的《辛丑条约》以后中国形成的影响深远的“媚外”风气，只能是“职业官僚”引领的。“东南互保”的疆臣官绅，在这点上无疑和清廷具有利权上的一致性，民间逻辑上是起不了主导作用的。

史料说，梁启超与孙中山，都有经由中外各种势力（或直接致函）劝说两广总督李鸿章实行两广独立的具体行动。但是，尽管对清廷衰败的看法大致相同，不同的阅历、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利权要求，使得李鸿章与新兴的政治力量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在这点上，对于一个腐朽政府，权臣与未开智的庶民具有相同的社会土壤表现形式：愚忠。这种“愚忠”思想，就个体自我意识而言，愚忠之人不会没有意识到。李鸿章关于“裱糊匠”的自白及临死时的落泪，不能不是这种自我意识的表露。史料揭示，李鸿章、张之洞等等权臣，都有自立为皇的动念，这是他们利益得失、左右顾虑的矛盾所在。

就1900年列强对中国内战的预测，不能不谓有其准的一面。由于皇权传统中慈禧独断的余威，及列强的扶植，这种内战的局面，延迟了十多年，终于在民初袁皇帝及军阀时代以其规律性和本质性的一面表现了出来，这是历史能量积聚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