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很多先智者曾把中国几千年封建时代比作一段帝王史。帝王本纪，将相列传，这在皇家史传中，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事实。在帝王史的主流思想中，留下了很多悖论的传统观念。

19世纪中叶西方鸦片战争打开了清朝中国大门以后，欧美诸国便按国际惯例，以驻京公使作为与清朝政府谈判的主要条件之一。但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这是中国传统观念。允许外国公使驻京，便是允许卧榻之旁他人鼾睡，便是有悖于几千年中国的传统观念，便是蛮夷干涉了“天朝上国”清政府的内政（春秋战国时期有以王子为质抵于他国现象，与公使无干，但具有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雏形）。不知欧美诸国之间的驻外公使形成于何时？是否就是对“卧榻”之人起监督作用的本意？

正因为这种传统观念，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西方条约要求的清朝皇帝，无论是咸丰帝还是甜丰帝，都是不会接受的。有述史者说，假如咸丰帝六弟恭亲王做了皇帝，可能会开明一些而改变清末惨败的历史，那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观点。岂不知中国还有一种真理性的传统观念：一种地位说一种话。恭亲王的地位：对外谈判大臣（及对权力的钻营），使得他被迫不得不“开明”罢了。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对紫禁城的贪婪，使得他们继续向皇宫的大清门发动进攻。此时各国公使就是否占领紫禁城，举行了会议讨论。当时紫禁城内还有一小部分清军在抵抗，但只如穷途末寇，已经形不成杀伤力。而且，就在八国联军攻打之时，这股清军突然全部消失了。公使团一致决定，停止进攻紫禁城，但必须予以占领，原因除了各自心照不宣的所谓“保护”外，公开的理由竟然是：如果不占领，“中国人根据他们穿凿附会的巨大能力，将会认为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进行了干预，或是联军由于害怕侵入神圣地区的后果而受到了影响”（引自《1900年中国尴尬》，马勇著）。

八国联军对紫禁城的“保护”，后代的述史者大都揭露其为盗窃与掠夺，这种在“保护”名义下的盗掠行为，是八国联军在北京城所犯下的不容置疑的罪恶之一。然而，他们所谓的理由却令人深思。一，深切了解中国人共有的传统迷信思想。把这样一种对现代人来说经不起推敲的理由作为一种达成的共识，突显了各国公使对中国人迷信思想的不屑；二，不得不承认，封建皇朝时代中国确实存在着这种迷信，“某种超自然的力量”阻止了入侵，这在中国自古的鸿儒大家、演义小说中屡见不鲜，故事可汗牛充栋而广为流传。这种对神秘、超自然力量的盲目信仰，起自对大自然不了解的洪荒时代直至清皇朝灭亡，并还在不自觉地遗流着。

对皇权、皇物这种畏惧感、恐惧感过度渲染的目的，现代的中国人是否会已经完全意识到了其几千年皇朝统治的真正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