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各外国公使就义和团运动向清廷施加压力没有得到明显效果、及在是否派兵上发生了争论。3月，法、美、德、英、意五国达成协议，并照会清政府，表示如果拳民运动得不到根本控制，他们会建议各自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在北部沿海进行联合海军威胁。

随后，各外国公使把这一协议电告各自政府。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回电，指责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联合示威会激化事态，未经请示带头发起武力威胁的提议极其愚蠢，告诫其一定要谨慎，尽量拖宕。其实，此时英国正在发生与南非的殖民战争，无法分兵进行中国战争。后来八国联军中的“英军”，大部也是由威海卫组建的“中国军团”和“印度军团”组成。由于英国“老大”的行为，各国公使的建议暂时被搁置了。

慈禧清政府就事论事地把外国列强的客观制约视为软弱，3月14日，任命在拳民运动中多次被列强指责的毓贤为山西巡抚，以示对外强硬姿态。3月29日，英国军舰“仙女”号和“快捷”号抵达大沽口外海面，4月，美国、沙俄、意大利、德国也集结军舰前往大沽口。

在国内义和团运动高涨和列强军事威胁中，清政府以自以为聪明的理直气壮，表现出了一种似乎两边羁縻的中立：说它对外忍让，不，它在与列强交涉谈判，把外国入侵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说它放任义和团，不，它把剿灭义和团的上谕发至京、津、山西、山东等地方政府，并把上谕及地方政府的回复都给各外国公使确认了。清政府不但对国内义和团保持“中立”——说要“分清良莠”，同时对国内与国外也保持似乎的“中立”。不得不说，清廷中央政府对中外事态恶化所采取的“中立”态度，获得了东南各省疆臣的不自觉模仿：东南互保，即对清廷排外的实质同样采取了中立态度，既抗旨又维稳。清廷对此只能利弊通吃。这是由同一统治体系内为政的一致性决定的。这种只要暂时不损害自己利益便超然物外的“中立”态度，自此以后在各种乱象中被各地方权宦所采用，最终形成清朝覆灭时各省独立局面。

清政府的“中立”姿态，客观上造成了国内与国外认识上的一时混乱。国内官员剿抚游移。直隶总督裕禄接到剿办义和团上谕不久，又接待了来传达“义民可恃”上谕的刚毅，他不得不随风转向，表现出了阴阳绝然不同的两面。这种为政上的忽左忽右、首鼠两端，其实是地方当局的大忌，也是清廷中央政府的大忌；外国公使也一度相信清政府的诚意，只对清廷行政能力产生了怀疑，提出了派兵代为剿平的建议。

清政府的行为，就表面而言，客观造成了这样的历史局面：清政府和八国联军都没有公开声明敌对而宣战。清政府自以为瞒过外国，只对内发布向外宣战上谕；列强也没有把矛头明确指向慈禧为首的清廷，而只表现为八国联军入侵是为了捉拿“祸首”和代为镇压“乱民”，以获得官绅的同情。从某一角度上看，清政府确实达到了把列强入侵皇权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的目的。可以说，清廷把中国传统中的表里各一套的两元文化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只是，京、津的官绅与民众遭殃了，八国联军一役，天津城人口从一百万锐减至十万！

细心的人们有没有注意到，由于皇权的独断性，它把强势寄托于国内所属的各种势力上；而国内各种势力，由于自己的隶属性而把强势寄托于独断的皇权。这样其实形成了上下一体不自觉的自认弱势。为避免所属强势发生背叛，历史上任何入主中原的皇权（包括外民族）都自觉地拾起了儒学中的“君臣父子”和“忠孝仁义”作为扼制所属强势的道德约束。也就是说，当皇权在宣扬道德约束的时候，便是它自身在统治体系内开始走向衰弱的标志。这种各自的弱势，也是历史上各皇朝由强至弱、发生更替循环的原因之一。

中国皇朝循环史有这么两个特点：一，统治体系各势力相互挤轧而皇朝更替；二，统治体系内部挤轧，由一外在新兴力量代替而循环。东汉及三国曹魏灭亡，隋、唐、宋的建立，大致表现为前者；西汉灭亡，南北朝、五代十国、元、明、清的建立大致表现为后者——循环史有着一定的规律。

1900年的清政府，正表现出了它自身在统治体系内部的衰弱——东南各省的抗旨的“互保”行为，因而在慈禧挟光绪帝逃出京城、回銮的路上，便发布上谕，强调“三纲五常”和“四书五经”作为被迫“新政”改革的必读科目。中国词汇中的“自觉”与“不自觉”有时表达出了同一种意思，它体现了语言表达上的哲学思想。

最终，清廷政权得到了列强扶植；列强剿灭了“祸首”与义和团，双方握手言和，皆大欢喜。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当时历史事件的客观结局。但清政府的自以为聪明，加快了其土崩瓦解、自取灭亡的速度。只是由于外国列强之间的相互制约，清皇朝的灭亡，具有了与历代皇朝灭亡既相同又不相同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