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顺在咸丰九年（1859年）升任户部尚书，在查实所属部门宝钞处宇字五号欠款与官钱总局存档不符后，便奏请咸丰帝获准，着手查处此贪污案。史笔记载：“狱久未具，连系者众”，也即越查水越深。这一“众”字，不是指下官人数之“众”，而是指上官人数之“众”。

在宗法制社会中，下官人众有一个简单词语叫“奸民”，查处一定如快刀斩乱麻；只有涉及上官，才会“狱久未具”，延迟难断的。“于是书办大恐，乃放火灭迹”。封建官场查处案件，其实是把案发的当事官员逼到了绝境。“政以贿成”，这是皇朝任何时代为政的潜规则，当任的办事官员，不以金钱开路，是无法有所作为的；但“贿”字具有运气性，贿准，即成；贿错，即败。如果肃顺查案以查处办事官员而见好即收，此官是死；如果继续深查，挖出幕后高官，此官亦死。于是，此官会表现出丧心病狂，“放火灭迹”了。有无幕后唆使，另当别论。

这年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日，户部衙门发生火灾，从中午十二点一直烧到夜晚十一点左右。大火先从文稿库烧到大堂、二堂、二门、八旗奉饷处、南北档房、司务厅、秋审处、官票所，烧及陕西、湖广、浙江、山东四司，三百多间厅堂屋室包括众多文档都被烧毁。

据史笔记述，这次宝钞案涉及到了当时恭亲王同为高官皇亲的贵戚，并导致翁心存（翁同龢之父）等的降职。其实，由于封建官场的利益一致性，谈吏治只是唬人与空谈。这里可以插叙后来张之洞的一首诗：“正本安边有大猷，空谈吏治兔园流。请看安史蕃回乱，狂费颜元典郡州。”颜元是守边的良将。此诗说：内部要乱，守边良将再有能力，也是狂然。张之洞深悉官场游戏，决非书生。同为朝臣的李鸿章及多人指斥张之洞为书生，乃对镜之语而已。肃顺高谈吏治，只如守边的良将，制度内部腐败，吏治只能流于无用功了。辛酉政变以后，有史笔舆论说，肃顺说过：“咱旗人混蛋多”，“汉人是得罪不起的，他那只笔厉害得很。”后人千万不要把肃顺的这句大实话当作皇朝舆论的“正面宣传”，满清统治者还没有达到这种思想境界，它恰恰是满清主流舆论对肃顺的揭发和贬斥。

正因为制度性的腐败，肃顺查案，获得官场反感，查处的胥吏，反得到了舆论的同情。这是官场的“天意”。两千多年前的董仲舒老先生为后来历史下了这样的定义：“天不变，道亦不变”，官场的“天”构成了腐败的“道”。

数年后的山阳人丁纪伯用一首诗这样解读肃顺办理的宝钞案及户部的大火：

“金钱日不足，钞币供急需。小吏恣乾没，守藏多染污。”

“亡何兴诏狱，玉石同焚如。”

“上帝命祝融，扫荡无孑余。”

“罗织及舆台，沉命兼吏胥。”

“古人造请室，刑不上大夫。”

“前年陷宰辅，对簿同囚奴。相距未三载，好还理不诬。地下苦相逢，故鬼应揶揄。”

 这首诗是当时官场舆论的代表作，既承认“小吏恣乾没，守藏多染污”，但又不赞成“罗织及舆台，沉命兼吏胥”，认为传统中国皇朝乃“刑不上大夫”，并把官场黑暗及恶劣的“放火灭迹”，归结为和稀泥的“天下”人普遍具有的、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天灾迷信行为而非人为：“上帝命祝融，扫荡无孑余”，以人情与迷信混淆法制，这在宗法制的皇朝时代，是很会赢得上下左右各类人物的共鸣的；或还可以说，肃顺的所谓吏治，就是本人形象的自我炒作？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产生什么样的舆论评价，这是鸡和蛋的关系。

   报应思想也是中国自古主流性的思维习惯，“相距未三载，好还理不诬”，即报应这个道理自古一点都不“诬”的。舆论把社会上的美与丑寄托在的报应上，这是皇朝的一种什么精神？此诗说，只三年不到，肃顺就被杀了，去见那些被他杀害的“故鬼”。“应揶揄”的措辞用语要比现世活人你死我活的争斗宽松得多了，地下鬼们的争斗，气度要比地上人们大得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