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日记云：“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僧邸不守北塘，意欲引夷人陆战，一鼓歼之。及夷人上岸，开花炮弹一击，我军人马自相践踏，溃败不可收拾。……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然至今亦未闻有以九年诱击夷人为非者也。当夷人十年复至时，文宗下十七诏，敕僧邸罢兵，僧邸不听，及事败，谓不守北塘，系为端华肃顺所制。岂有敢抗天子诏书、而不敢违二三佞人意旨者哉？某此议出，人必戒为谬妄。以是知是非之无定论也。”

曾国藩记录的是1859年和1860年的两次对外历史事件。一，说出了僧格林沁不守北塘的本意：诱其上岸，聚而歼之；二，说出了对肃顺等的同情（肃顺等权臣重用汉官，曾国藩也在重用之列）。僧格林沁明明不听皇诏，事败之后却说“为端华肃顺所制”。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不守北塘”和“文宗下十七诏”。史料说明，1859年即咸丰九年僧军于大沽炮台突袭大沽口上岸英、法等国兵船，是咸丰帝的命令；至于咸丰十年“不守北塘”，究竟是咸丰皇帝及肃顺等权臣的意旨，还是僧格林沁自己作战的意图，曾国藩日记没有说清。他记录这一段日记的目的，只是说明无是非，而不是辨是非，因而无必要纠缠于此。

按历史情理来说，抵御外军入侵，应是当时君臣上下的一致看法，至于怎么抵御，应有所不同了。“文宗下十七诏，敕僧邸罢兵”，未必是事实，那是恭亲王等人求和、罢兵、得势以后，曾国藩的趋附之语。这“十七诏”，只能是战术战法，而非所谓“罢兵”。这便要探究一下曾国藩所说“僧邸不守北塘，意欲引夷人陆战”，到底是前线僧格林沁的意思？还是朝廷皇命？

从当时北塘前线僧军抵御外国侵略兵舰的困难、肃顺幕府都为熟知外军先进武器的汉臣、及战败后咸丰帝发出了带有不责备僧格林沁败绩语气、命令其回防京城的上谕各段事实来看，不守北塘、诱敌上岸“一鼓歼之”应是前线僧格林沁的临阵战法，而“十七诏”决非是“罢兵”之诏，而应该是全线防堵及怎么堵的命令，但“僧邸不听”。全线防堵、局部重兵，这是皇命（肃顺等人）很容易作出的判断；但前线的僧格林沁并不如此认为。他会认为：守于北塘海岸滩涂，遭受外国舰炮轰击，那是送死，不如让其上岸，利用陆战优势。这是二十年前对西方不甚了解时林则徐就有的想法。清廷二十年没有改变对外看法，这是历史定论的事实。不料外国侵略军除了舰炮以外，还有陆炮、陆枪，膝盖也并非不能弯曲，以致北塘门户一开，僧军一败涂地。这是战术上的是与非。

至于守不守北塘的是非，只怪僧格林沁官运好，正碰上朝廷内部政权斗争，便把不守北塘的罪责，完全推诿给了端华肃顺等人。政权的唯一性涵盖了其下的一切是与非。不过曾国藩提出了质疑：“岂有敢抗天子诏书、而不敢违二三佞人意旨者哉？”即天子要罢兵，而僧格林沁只听命于肃顺等人？皇朝“某”人蒙混式的推论，岂非“谬妄”得幼稚可笑？历史终会为清皇朝的“谬妄”作出报应的。

无是非是朝政变局以后，曾国藩得出的结论，此论决定了曾国藩此后的官运。这是他在“家天下”内审时度势、记此日记的感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