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是恭亲王与慈禧太后为了夺权而联手的一次政局变动。恭亲王在议政王期间与慈禧的诸多矛盾冲突，其实对于一个国政的权力者来说，都是小事。例如恭亲王廷议时错拿了御杯，宠监安德海索要御用杯盘器皿而恭亲王劝戒节约，议政时恭亲王与慈禧的言语冲突，等等。这些事例，按情理应是恭亲王遭罢黜以后的自省回忆细节，在当时可能谁也没有作为一件大事放在心上。述史者以此作为责备慈禧太后没有气度可能是方枘圆凿。但是，权力的争夺却使这些细节突显出来，以这些细节作为扳倒对手的理由，只能说明慈禧这位权力争夺者更为卑鄙。因为这些细节矛盾只会骗取普通人中卑鄙小人心理的同感，而这种卑鄙引起朝臣心理连锁反应的危害性是无法估量的。

深受皇朝史影响的史笔常以先入为主的所谓“正统”来叙述历史。例如在述说咸丰帝初殁、顾命八王大臣与两宫太后争夺拟旨权的时候，用六岁小皇帝被吓哭来衬托出所谓八大臣的“狂妄”（其实正是慈禧太后抢夺拟旨权而违背了咸丰帝遗愿中的“正统”，所以史称“政变”），而同样情景也发生在三年以后。慈禧太后以蔡寿祺的参奏罢黜恭亲王之时，恭亲王高声抗议：“蔡寿祺不是好人”（史料说明蔡确实也不是好人）。慈禧此时有没有表现出气急败坏的“狂妄”？九岁的同治帝此时坐在皇位上吧，有没有哭泣？有没有惊恐？史笔再无涉及。写史的文笔很清楚，前一则事例是为了旁衬八大臣的嚣张，后一则事例则无需这种写作手法。

后代史笔尽管贬斥慈禧，但大多不得不承认慈禧为铁腕式“政治家”。其实，这位“政治家”是建立在人性动物本能“唯钱”基础之上的。“垂帘”和议政期间，内宫外廷行贿受贿成风。这是辛酉政变否定了肃顺等强硬“吏治”以后的官场宽松氛围，以致恭亲王把“送门包”从潜规则定成了明规则，上下皆大欢喜，有了皇权法律的保护。至光绪年代，北洋水师建立、甲午战争前后，卖官鬻爵成为了朝政特色。清末湘乡名士王闿运这样叹息说：“乃至德宗末年，天下惟论财货，及禅让亦以贿成。用兵惟先军饷，至千百万，和款外债，遂至巨兆，举古今不闻之说……开辟以来未有之奇。”由“人情红包”至赔巨款借巨债，君臣上下“上行下效”不自觉地都成为了这个时代悲剧的制造者，这是历史给予这个愚昧朝代的报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