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戊戌变法的失败，无论当时中外，直至现代，都有评论其“急于求成”即变法速度太快导致失败之语。对于失败者，人类社会历来是不吝于用再多的辞藻加于否定的，好像不这样就不能显示自己的聪明睿智；但是，与这个事件有直接对应关系的对立一方，即此后在一两年期间迅速崛起的端郡王势力，——这股势力导致了中国世纪之交一次影响深远的历史灾难，却缺乏任何评论。就两者事件来说，端郡王崛起速度之快，更能体现这个皇朝政治的本质。

从时间来看，戊戌变法是此前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和此后20世纪初立宪与革命的链接。变法主张迅猛于甲午战败的1895年，可谓得尽同一个体系朝野官绅的民心，——战败的李鸿章要给改良变法的“强学会”捐款还被拒绝呢。变法失败于1898年9月，即史称的慈禧“戊戌政变”。前后约四年时间。在中国传统专制皇权政治中，民心只是浮尘，决策唯“家天下”专权者是瞻。“在中国，尽管你是皇帝，但只要不是‘家长’，你就没有决定国事的权力”（引自王树增《1901》）。这就是光绪帝周围改良者的命运。几乎与时间长短无关。

皇家贵胄端郡王载漪在戊戌政变即1898年9月之前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皇家纨绔子弟。他的父亲是慈禧当权40年中一直不得宠的史称“粗鲁”的惇亲王，是咸丰帝的五弟。家族政治的特点可以让决策者作出在外人看来搭错筋而自己认为无比英明的决策。这就是中国民俗观念中的“风水轮流转”——运道来了门板都推不开。

载漪早先过继给了瑞郡王奕志，封得了贝勒爵位。皇亲裙带又使他娶了慈禧内侄女。这样，他和光绪皇帝成了连襟关系。1894年光绪二十年，由于军机处文件阴差阳错，把承继爵位的瑞郡王写成了端郡王载漪。于是，在载漪的今后命运中，似乎注定了必须再来一次阴差阳错以成双成对。不过后一次阴差阳错铸成了一个国家的灾难。有考据者称，载漪名字中的“反犬傍”，说明此人出生时正赶上国丧或国难，似乎也注定了此人一生的霉运。这应该是一种调侃了。

戊戌变法，损害了权力中枢皇亲国戚的利益。有述史者称，慈禧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是支持变法的。同样，一旦权力周围者的利益被损害，“家长”是不能不出来说话的。日本人吉田良太郎《西巡回銮始末记》中说：“戊戌政变，漪与其兄载濂、其弟载澜告密于太后，故太后尤德之，使掌虎神营，而祸自此始。”虎神营就是皇室御家军。短短一年之内，载漪从无职闲散郡王阴差阳错升为御家军司令，然后进掌总理衙门，并成为新立储皇的父亲。载漪的运道，是封建皇朝官僚运道的典型缩影。这种鬼使神差的平来之运，人不疯狂也难。

时人郭则沄在《十朝诗乘》中写道：

“至东朝训政，忽别议为穆宗立嗣，盖预为废帝也。近支中唯端王福晋出入椒掖，承眷特隆。”这是传统中的体制性“后门”。

皇室裙带关系使端王直升飞机的速度，是戊戌变法施政速度无法比拟的。在强权面前，中国电影的经典台词“我该死”这种自责成了流行语——把直的说成曲的、把曲的说成直的态度，在不经意中掩盖了皇室制度内部的不伦。此也可谓传统文化观念中的“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敢涉及问题的要害。

就是这位漠视民意的皇室直升者载漪，却在1900年清廷排外运动中，口称“民心可恃”，招致了清室也不得不是国家的灾难。是皇家制度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