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殖民者凭借着先进的船坚炮利，在大清中国沿海攻城掠地。同时，所到之处，广贴“安民告示”，以示发动战争的借口与理由。时人署名为楚淡卿者，把这些布告收录在其《夷寇杂录》一书中，让后人可以看到当时的的历史记录。

英军沿长江攻陷镇江之前，在瓜州、焦山一带张贴署名为“水陆大元帅”璞鼎查的布告，述说发动战争的原因，指责清政府有三罪。其第三罪说：“奕公（按：靖逆将军奕山）领兵到，大英战，我国在洋遭风，船内止数十人，而奕山慌奏当今皇帝，说他领兵得胜，伤我数千人，贪功辱我国威名”。

此种告示，从其用词“当今皇帝”及“奕公”等来看，估计出自沿海与外国经商、对大清国情形相当了解的商民之手（布告不会注何人代写）。其描述奕山冒功，也颇合奕山在广州的作为及大清官员的常态。在英军侵占镇江的布告中，有四字式的文句，更可验证是大清“汉奸”所为，而且颇切中清朝官吏要害：“贪官污吏，众人切齿，遍树义旗，虚张声势，匪人当兵，自招奸蔽……”。这则布告讲述了当时清政府采取对外攻略战术的一项实际措施。

根据地方政府奏请，清廷批准允许招募当地土匪、无业游民及沿海海盗，组成“义勇”抵抗外夷，以起到“以毒攻毒”的效果。清廷在“号召民众”的名义下，走了一步偏棋。正是这种招募方式，确是“自招奸蔽”：那些人有利则上，无利则溃。可以说，即使是正规军“八旗兵”自身不败落，见到那些“炮灰”在炮火中四散逃窜，也会平添了多份恐惧感的。在自私心理的掌控下，清廷屡试不爽地做着“偷鸡不着蚀把米”的勾当。

从近代史学者考证、南京条约中英国要求清政府释放中国“汉奸”的条款、19世纪50年代前后上海的广东帮、宁波帮（小刀会起义以广东人为主）等形成的证据链来看，英军一路北上，确实携带了一部分熟悉大清中国国情的沿海民人。从传统皇朝的“奴才”观来看，这即是“汉奸”；但就皇朝体系而言，清皇朝正史中这一词语本身值得商榷，为什么要漠视那种利用外国势力抗争清朝政府的人民意志呢？为什么要以皇朝观：非“朕的奴才”便是敌的“奴才”这种观念来作此断论呢？难道这个皇朝是全体汉民族的皇朝？皇朝以强迫性意志强加于大清中国就成了非此即彼这种简单思维？

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军与清朝政府议定释放“汉奸”的条款，钦差大臣耆英在上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这样说：“臣等窃以此等莠民，即属汉奸，与夷匪相为表里，夷匪既散，汉奸亦不能复聚。惟人数众多，究系国家赤子，绳以峻法，则相率为盗，宥以宽典，则反正来归，自当蠲除既往，予以自新。”在耆英和道光皇帝等统治者眼里，“峻法”与“宽典”，由于实质上的“无法可依”或说不伦的“宗法”，也只能跟着列强的炮舰而改变了。

假如说英军的布告在于“安民告示”，惧怕民众的暴动成为“叮瘌痢头的蜜蜂”——作为正规部队的侵略军都会考虑到这么一点，那么，它真正要“安”的“民”，实际是对手的统帅：清廷，而非百姓。因为民众的暴乱，不会使其达到任何目的，只会使它增加麻烦。即使杀人遍地，也只会引起当时夏季的病疫因素。历史事实也正是这样，英军屠杀宁波等地反抗居民的后果，引发疫情（也有水土不服者），英军官兵多有病死者。在两国交战中，杀人只是手段，以恐惧感征服对手统帅才是目的。腐朽、无能的政府才是战争罪恶之源。

在记录为1842年7月初五日的“璞鼎查布告”中，英军指责清政府对外贸易“限与洋商十三行买卖，只准与该洋商及官所设通事等来往，俾得该官等，高下其手，随时勒索，任凭捏奏矣。”

英军告示总会表达出一种所谓的侵略“正义”性，这是任何战争双方的常态，但不能不说也反映出了清朝官员的总体劣性。就是这种告示，“奉命前来中国，务求伸冤，然后善定事宜，修复旧和”，“说服”了道光皇帝。于是，大清朝的老大——皇帝，谕令给侵略者“昭雪”了。

正是这种“安民”告示，牵引着大清皇朝政府，走向了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