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在两种文化或说文明激烈碰撞的时候，最能反映出两种文明各自的特点。其中，弱势的一方尤为明显一点。因为强势一方会由于胜利而膨胀了原本的特性，而弱势一方则由于失败而内敛，更突显了特性的本质部分。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军队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先是长官坐轿骑马督队开往沿海被侵略地，最终以同样序列向内地及核心北京逃窜（大都用脚逃跑）。这一秩序直至保持到清末时期，满清大吏只在京城做闲职京官，地方政权逐渐由汉官取代。

在英国侵略者的随军笔记中，出现诸多“中国军队主力已逃跑”、“占领了已被放弃的炮台”、清军“开炮”而“距离太远，我方船舰并未受创”等词句。不可否认，当一个民族被侵略的时候，反抗会作为一种本质性、底层性的内核形式表现出来。英军笔记同样多次出现为清军“殊死抵抗而惊讶”的词句。但是，“地方政府先已撤离”，“指挥官先已逃离”，能否反映这个朝代的体制本质呢？

就上海城被英军占领后的和平期，英国传教士、随军侵略的郭士立向英国军官介绍说：“中国官员向来不直接干涉我们，听由我们把福音书分发给老百姓……，即使清政府后来颁发一道严厉的上谕来对付我们，地方官员依然完全许可我们，让我们照着我们所愿意的去做。以后，这些地方官一方面恭维我们的行为，一方面又用父母官的口吻，劝告中国老百姓，要他们不要和我们打交道……”

虽然，郭士立完全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在评判战争双方，但这位十多年前就来中国传教的英国人，是否真实地刻划出了大清地方官对皇命的态度呢？皇帝天高地远，地方官“一方面”、“一方面”的两种作态，正是他表面上尽责任，为今后推诿留有了余地。

英国侵略者柏纳德在笔记里说：“我们感觉很奇怪，因为我们在实际上看到的中国人，只要一切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就很容易设法回避各种法令规章，而且还可以为此随时找到种种遁词。”显然，这里的“中国人”指的是地方官。西方人作为外民族外文明的人，可能不理解，大清国的“法令规章”，只是宗法制社会里的软性物，而利益才是硬道理。由此推测，郭士立口中的地方官，面对外来工业文明带进的“物质利益”，他是不会不仰视并受到直接利益的，这是他两种作态的原因。

对于上海的老百姓，英国侵略者又是怎样描写的呢？

柏纳德说：“中国地方当局于前一天晚上，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地方上的老百姓，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大体上还没有表现出什么恶感……”，他进一步记述：“老百姓对我们所表现的好奇心，乃是我们唯一最深的感觉……中国的人民群众在全世界上，确是最守秩序的。我们对于一个国家的文明，如果可以用平静和朴实，以及大家挤在一起的狭窄的街道，还能表现谦让这种风度来衡量的话，那么，中国人应该是首屈一指了。”

作为中国后人，完全理解当时的敌人对当时中国老百姓的刻划与描述。“好奇心”与“守秩序”，正是一个封闭国家老百姓第一次面对外来民族时所表现出来的常态。

如何来分析老百姓这种对外态度？在帝王家天下社会里，从利益角度来说，两国战争就是政府之间的战争。对老百姓来说，政府与国家都是皇帝和统治阶级的，只要不涉及自身利益，与之何干？从道德角度来说，中国社会千年的封建家长制，已经从民族性格里养成了一种“守秩序”的总体习惯。这种性格，不但在散散落落的街巷市坊中体现出来，而且，自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以后的百多年来，一直是地球人对中国国内国外学生的总体印象。不得不说，这种民族性格，是优点也是缺点。现代人不是披露说，在外国军队大屠杀时，成倍于侵略者的中国百姓，只是相互挤压，很少有反抗的吗？这是悲哀？抑或骄傲？这是千年家长制的失败？抑或胜利？也许中国历史只说明一个道理：顺民是可以对所有强者的，奴才也是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