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李鸿章因丁忧暂辞直隶总督职务，由原淮军将领张树声代理。1883年1月，慈禧谕令结束丁忧的李鸿章主理总理衙门。此时，中法就越南问题而关系紧张。据《李鸿章年谱》记载，李鸿章反对中法开战，说：“赴广东督师之命，乃鸿章在北京之敌人，借以毁灭鸿章者”，“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戌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

此时，由于恭亲王奕生病难愈，军机处由李鸿藻主持，翁同龢也调入军机，但两者常意见不合。假如说二十年前垂帘议政王时代，倭仁是慈禧镶嵌在中枢制衡恭亲王的一粒棋子，事实上倭仁很胜任，那么，李鸿藻则是倭仁的接班人。李鸿藻是“清议”之首，对当时主政的恭亲王等洋务派引进外国技术的制衡，起到了慈禧的耳目监督制约作用。这种人往往既有后台又有资历，地位坚不可摧，官运由专权者需要与否而消长。

由于李鸿章有“和”的言论，慈禧遂谕令他回任直隶总督，张树声调任两广总督。据翁同龢日记称，醇亲王奕譞主战，向军机处献策，但“无赞成者”，只是“略坐而去”。同期，李鸿章自天津来电，说越南国王已不足扶持。病体中的奕无意开战，只是抱少开口的态度。

慈禧太后调兵遣将：责成李鸿章部署津防；责成左宗棠部署江防；作战不力的云南巡抚唐炯摘去顶戴；命令王德榜募军抗法；广西藩库拨发每月五千两银子给刘永福黑旗军；命令唐景崧激励刘永福攻法。

实在地说，朝廷上层之间的消极与不和，必然会反映到下层之间的消极与不和；或者说，下层之间的消极与不和，是上层的一面镜子，部署只成了纸上文章。整个大清中国，无地位看上层者，只需看地方官为权的庸碌，便可照出朝廷上层的各色百态。尤为关键的是，专权者可以越过朝廷中枢的消极态度，在宏观控制意志下，甚至直接指挥；而中枢的行动只成了一种无奈盲从的行为，这是取败之道。这种现象，在中国传统历史的专制制度下，屡试不爽反复重现，而最终导致的失败责任，只在“奸臣”（20世纪40年代末蒋政府的取败之道。蒋总统也如此抱怨：各集团军司令官不团结）。在中法战争中，奕成了慈禧眼里的“奸臣”，失败而导致的奕罢官、军机处大换血，成了专权者眼里的天理。从此，按时人笔记，恭亲王成了慈禧“予闻其名且头痛”的人物（金梁《召南笔记》）。

清末的“清议”是相当有名的，它兴盛于70至80年代。至中法战争失败，中枢大换血，清议消失。“清议”的消失有两个原因：一是汹汹的清议者接触实际事务以后皆为失败者（以督办中法战事的张佩纶为例）；二是换班后的中枢成了女主慈禧的附庸。之前的“清议”为表象，御用为实质。清议消失，意味着慈禧人权合一，满朝男人，只成了老旧石榴裙下的奴才。按皇朝制度来说，这是一个渐变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