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苏南一带，民间至今还存在一种迷信习俗，叫“关梦”，即家属为悼念逝者，请算命人测一测逝者在“天上”的想法。在家属叙说生辰八字等以后，算命人会突然改变神态，好像灵魂出窍一样，以逝者的语气说着自己在尘世及天上的想法。经过或长或短叙说以后，算命人回复了常态。

据人类历史学家说，这种习俗或说风俗，畅行于古代世界很多国家。可以说，它源于人类在原始时期对大自然及人类社会生老病死的不理解。

中国自有文字开始，便有了祭祀场面的记载。这种祭祀者叫“巫”——文字的发展至今还没有消弭这个文字的原形，他有从地至天的巨大通天能量。巫在古中国是一个崇高的职位，他可以代天说话，把“天下”的权力施予一人，这便是“神授皇权”。

西方的巫在其历史演变中发展成了与“国王”不同的一种势力，即教会，古代西方通行政教分离；中国的巫在其历史演变中失去了势力，皇权政教合一，巫走入了民间。但皇权政教合一的仪式：皇权神授，还离不开“巫人”的代言，巫人只成了政教合一的被利用者。几千年皇权的“神授”，为巫人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历史社会的大环境。

从中国民间来看，颇具神秘的“神授”，浸淫了与皇权一样的民间的对大自然的不理解。由于中国自古整个封建皇朝时代一直是一个小农经济社会，不发展的生产力扼制了人们对大自然“天有不测风云”的认识能力，在皇权神授的千年烙刻下，深度相信着“神”的力量。这里面，中国历史皇帝一族对大自然的不理解和愚昧行为（私利为前提），作着示范榜样作用。

中国皇帝祭天用一种具有巫职的官员；治理民间用一种“钦差”的官员；任命官职，则或用官员传谕旨，或用太监传谕旨。这后三者的职能，在传谕旨的那一瞬间，具有代皇帝宣言的身份；那时那刻他便是皇帝了。接旨官员对待传旨者的礼节态度，就是对待皇帝的态度。可以定义为，宣旨的那一时刻，传旨者已是灵魂出窍，皇帝该有的架子或说话的语气，他得应有尽有了。强权之下的这种“威力”，使人完全可以相信，灵魂出窍似的这种代言，是存在的；不过是民间“巫人”的无势力，使传统中国人产生了“信则灵不信则不灵”顺其自然的游移不定的观念。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之弟溥杰的一段回忆文字，颇能真实地说明这种角色身份的转换：

我定睛一看，原来这位“天使”，就是过去侍候我的贴身小太监刘得顺（这时改名刘三顺）。只见他头戴金顶，身穿袍褂，慢慢地走进了我祖母所住的“信果堂”，神气十足地站在堂屋中央的方桌东侧；我祖母、母亲赶紧领着我们兄妹，先对着方桌望空给太妃请安，然后半向左转退到桌子两侧依次而立。这时，刘得顺才打着官腔说：“主子问老福晋、福晋好，传老福晋、福晋带着溥杰阿哥、韫媖大格格于某日某时进宫会亲！”说罢将太妃所赐的“尺头”（成匹的绸缎）、玉佩、荷包等物，由我家的太监摆到桌上，我们又向北空磕了三个头谢恩。这位“天使”才恢复了太监身份，向我们依次跪地请安……（引自溥杰文章“清宫会亲见闻”）

中国民间“巫人”（巫术演化成巫医和算命两种）由于没有势力，他的“代天宣言”只是为了赚钱而已；中国皇帝的“代天宣言”，难道就不是为了赚钱？这种“靠天性”，历史述说了它的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