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遗族载涛（监国摄政王载沣之胞弟）在1961年的回忆文章中，述说了载沣没能杀袁世凯的缘由和遗憾，是因为虽同为皇族和军机大臣，但也充满了矛盾，与是否皇族“自家人”无关，只与各自利益有关。“奕劻又是叫袁拿钱喂饱了的人”。当皇族内阁成立，受到各省咨议局攻击之时，奕劻、那桐、徐世昌力主起用袁世凯，并以辞职相威胁。载涛叹息地写道：“徐世昌本来是袁一手提拔的私党，不足深论；那桐是一个著名圆滑的官僚，何以亦有这样的说词？”这里“官僚”意指“皇族之人”。在利益面前，即使是皇族人，也会六亲不认的。这难道不是历史上帝王显宦家族的人性常态？载涛揭示：“奕劻、那桐本来只认得钱，至于清廷封建统治的垮台，并不在他们的心上”，他叹息地引用了清末学者王闿运的话：清朝“禅让亦以贿成”，即袁世凯重金贿赂收买了奕、那两人。

当时在皇族之中，为了皇族的统治利益，民政部尚书（管警察，名称不中不西）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是力主杀袁世凯的。善耆与著名的日本人川岛浪速（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日本辖区里的日本警察局长）过往从密，聘请其为他的警察顾问，并让一女儿——那位闻名后世的川岛芳子（原名爱新觉罗.显玗）认川岛浪速为“干爹”。在“朕的”利益大前提下，什么“国家”，什么“主权”，没有“朕”，一切都是浮云。这难道不是历史上皇权“卖国”的前提？从后来川岛芳子（又名金壁辉）的发展轨迹来看，投靠日本人，与后来的“中华民国”战斗一生，难道不是和其父一样，以“利益”为大前提的？在利益面前，如何为“汉奸”定义，在现代文法中，难道还存在着什么纠结的难点么？

由皇族的“汉奸”行为，联想到当代著名军事专家张绍忠先生视察东北珍宝岛的所闻所言。视察之地，设有一个历史上沙俄侵略中国所犯暴行的展览馆。众所周知，在整个清末时期，沙俄侵占中国的面积之大，驱逐中国人暴力手段之惨烈，是令人悚然的。当张绍忠听说，为了现在的中俄关系，有关地方领导指令展览馆对外关闭时，他斥责说：这是真实的历史！这种真实不会因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中国是一个盛产汉奸的国度。”张绍忠先生的观点是清楚的，他斥责的是“地方领导”见风使舵的现象；但说法的逻辑是有偏颇的：中国盛产汉奸？中国养汉奸？从医学遗传的角度说，有“生养者”的遗传性？

再说善耆，利用川岛浪速的势力，派人去袁世凯的退隐地洹上村密切监视，“随时有密报”，害得袁世凯种种蔬菜、钓钓鱼，自命为“洹上一钓翁”，还大拍照片到处宣扬。但善耆的“小人”行为，终究没能扼制袁世凯北洋系的“人心”势力。

史料记载，清朝皇族为了安抚全民性的反满情绪，就是这位善耆，亲自接见了暗杀载沣未遂而关进监牢的汪精卫，并免去了“大逆不道”的死罪，大肆加以慰勉。历史就在这两个人身上作了一种巧合的衔接：后来的汪精卫，也自称“舍身”曲线“救国”成立了日本“顾问”下的“民国政府”。也许，历史这样揭示：只为“夺权”，是汉奸行为之一。这位善耆，由于他与日本人、反满势力的微妙关系，至1911年初，被载沣削职了。民国初期，善耆和清廷另一个遗族溥伟在满蒙地区组织宗社党，在日本势力的资助下，搞起了夺权颠覆活动（善耆于1922年病死于日本势力区域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