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清末时期朝廷倚之为股肱、西方列强倚之为交通清廷的大清名臣。撇开为官的主观努力，李鸿章的官运，也有着客观的作用力。

1861年，帮助两宫太后辛酉政变成功以后，办理“夷务”的恭亲王奕执掌新成立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总理衙门是清廷中枢机构，它对南洋大臣和不久后开放牛庄（营口）、天津、登州（烟台）三口而设立的三口通商大臣有着咨商和指导的权力。南洋大臣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也就是说，清廷按其历史惯例，“夷务”仍由地方办理。天朝上国的中枢机构，是不能落下身架与蛮夷之邦打交道的。

但是，殖民侵略的西方列强却根本不按清廷思维出牌。列强给了直隶总督不但主内而且也主外的一次行政机会。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主管洋务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处理教案之初，获得了里外不是人的结局，清廷指令直隶总督曾国藩直接处理天津教案。此时本着大清国无力与列强争执想法的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偏向了外国，以致朝廷上下斥骂曾国藩之声甚嚣尘上。曾大帅一世英名，毁于教案，回任他的两江总督去了。李鸿章接任为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他处理的结果，与曾国藩只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分。

不管天津教案处理的实质如何，李鸿章处理教案以后的影响，比前任要好得多。这不能不归功于他在江苏巡抚任上，在上海与列强打交道的经历。而这一点，恰恰是曾国藩所没有的。李鸿章是太平天国“天京”还没有被攻破之前，在1862年4月借助西方洋轮由长江上游驶过南京城前往上海的。这近十年的上海经历，是李鸿章向外国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是他了解西方列强的机会。人脉关系，虽然西方思维中缺少这根筋，但这根筋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搏动的。天津教案处理对外影响之好，有没有这根筋的作用？

就在李鸿章直隶总督任上处理完毕天津教案之际，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奏请撤销三口通商大臣之职。清廷体制内力使得直隶总督扩展了它的职能作用，兼署洋务，三口通商大臣改名为北洋大臣。按清廷任命惯例，直隶总督为大清国五大总督之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自然要比兼管“五口通商”的南洋大臣，重要得多。

自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清末三十多年的历史便是一段洋务史。外交事务的繁多客观上提高了李鸿章的地位，本该从属于清廷中枢机构总理衙门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由于个人的作用（人的作用决定机构的作用，是中国皇朝为政的惯例），反超越了总理衙门。从机构职能来看，总理衙门只是朝廷对外的智囊团，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则意味着既有行政权（兵权）又有外交权。也就是说，在国内，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职位推波，远远胜过了南洋大臣；在国外，北洋大臣的作用和名声，由列强对大清国的叩击声助澜而造大了。大清国的客观内外条件，加上李鸿章本身努力为官的主观作用，成就了清末唯此一人、毁誉参半、危险与机会共存的李鸿章中堂大人。

只是可惜，李鸿章一手打造的“北洋”两字，留下了一点稍稍令后人刺眼的东西：北洋系，及由袁世凯掌控的北洋军阀，它既毁掉了当时众相加力推翻的清皇朝，又给时代带来了深深的灾难，给历史后人留下了不少骂名。这是李鸿章难测的运道？这是大清国难测的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