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山乡人日记》作者陈庆年（1862——1929），自号横山乡人。张之洞任两湖总督时，聘陈氏至两湖书院授教。1905年，端方任总督期间，聘陈氏湖南省学务提调，创办中国第一个图书馆。民国初，陈任江苏省议会议员。《日记》中有一段对甲午年中日平壤战役的记述：

“（成欢之战后，平壤失守）是此役固不能归罪卫汝贵也。据倭人‘战史’谓：南城（卫汝贵部守）虽未攻破，亦赖其牵制，故西北（左宝贵部守）得以成功，陷其元武门，是汝贵特未及难耳！论者以其部纵掠，杀之自可以肃军政，然后欲蔽以不战之名目，岂得谓持平乎？”

这里叙述的是一段清军在平壤与日军的战斗过程。日军攻卫汝贵部把守的城南门，未破，另重兵攻城西北左宝贵部，攻破元武门，左宝贵战死。卫汝贵至西北元武门破，则仓皇出逃（此时主帅叶志超先逃了）。由此卫汝贵后来获清廷赐于的死罪。显然，朝廷给予的罪名是逃跑；一般人的评论是卫汝贵部逃跑时的“纵掠”，而这些都不涉及“为什么不战”（蔽以不战之名目）的原因。无论朝廷，还是一般“论者”，实质思维是“败则为寇”，不能真正说服了解真相的人，即“岂得谓持平乎”。这种不切实际的“惩办败者”的措施，其实只会使战场上身体力行的官兵得不到要领，只会使战争从失败走向失败。当然，日军破城后从卫汝贵部获得的“家信”——其妻嘱保命要紧，成为了日军舆论宣传的典型，这是很坍清军面子的事，卫汝贵该死了。但是，对于日军的“宣传”来说，卫汝贵的“家信”只是一个代表而已——清军整个僚属体系的大多数，何不是这样的？卫汝贵留在后人中的“坏名”，只“是汝贵特未及难耳！”假如他死在了逃跑路上，又会是什么名呢？

官位“运道”使卫汝贵处在了被抄后路的平壤城南门，也使得他的家信被日军获得。只是缘于他不稳的官位命运而已。这种命运是无能的清政府为体系内每个点上的官员设置的。清朝史料中左宝贵的“英勇战死”，卫汝贵的“可耻败逃”，都不应该是后人的“信史”而作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