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佚名著作的《荣相国事实记略》一书透露，义和团在天津兴起之时，荣禄派兵去弹压“烧铁路、拆毁电杆”的“拳匪”，“严饬各统领如遇拳匪不服弹压，立即开枪痛击”，并密令“保护使馆”。此时内廷“支持”义和团，斥责荣禄“孟浪从事，尤不得遽派队伍，激成变端”。荣禄为自己辩说：“义和团闹事在先，派队伍弹压在后，奴才受恩深重，尤不敢冒昧妄为”。荣禄这里的“义和团闹事”，不知闹的哪门子事？针对谁的？可以想见，对于义和团的“闹”，清廷中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这种“乱民”现象，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也根本不可能在官场台面上达成一致。“为我所用”，各人心里打着小九九，这是利己政权的常态。

义和团在北京、天津兴起之时，清廷中的一位大官值得一书，此人便是协办大学士、首席军机、兵部尚书刚毅。

刚毅的成名要追溯至20多年前任刑部侍郎之时。轰动有清一朝的“杨乃武和小白菜”案，成为了清廷剥夺湘军地方势力的政治案件。刚毅深得要义，获得赏识。二十多年官场的历练，使他养就了鉴风辨色、唯上是瞻、完全忘我的境界。这种“忘我”使他可以达到“把心剖开来”给“上”看的境地。这个“上”便是执掌清末48年政权的慈禧。

按理，“大学士”应该是学问者的顶尖地位，但刚毅的不学无术，在时人的笔述中是有名的。人们记述他的话语，往往是采取一种调侃的笔调。一次在军机处阅览地方官呈送的奏折时，他看到了折子中“追亡逐北”一词，当即大发议论：逐北肯定写错了，一定是逐比，为什么不是逐南、逐东、逐西？令周围的官员大为喷饭。

戊戌变法期间，年轻的光绪皇帝由翁同龢推荐，阅读了三十多年前冯桂芬写的《校邠庐抗议》，便下旨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对此书写出奏议。刚毅写了这样几句话：“有藤牌地营，则枪炮不足畏；能徒手相搏，则洋人股直硬，申屈弗灵，必非我敌。”洋务说起来也搞了三十多年了，在甲午战败，举国汹汹的强国变法之声中，时任军机大臣兼礼部尚书的刚毅，竟发此论！刚毅还活在娘胎中？无脑乎？非也。每个人的脑中都有“天赋”的思维细胞，只是刚大人的脑细胞不属于他的，他处于一种“无我”状态，有的，只是清廷皇家的辉煌二百年，他深深理解皇家的内心深处。这种理解，会使他漠视现实，只视皇家权力，甚至比不得不正视一点现实的当政者还有过之无不及。

正因为他深深理解慈禧想借义和团之力“给外国人一点颜色看”，所以在他被派往涿州考察义和团之时，可以视无统一领导、不可能“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而不顾，回来“密保拳匪可用”。其实，他的立足点，只在“可用”上，至于用的过程、用的结果，由于他的“无我”和只处于皇家奴才地位，这应该不是他所能考虑和掌控的事。刚毅完全懂得“权”和“利”是一致的，“用”之后的“利”不是他的，“用”之中的“权”也不可能是他的，他只能入木三分地进入皇家的内心深处。

刚毅“傲视”现实的态度也赢得了掌权者慈禧的赏识。但只获得了清廷体系内众多官员的讥讽。可以说，他是清朝末代官员中的又一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叶名琛，甚至还不如。

刚毅之死，寿命给了他安乐（1837——1900）。他病死于八国联军要求清廷惩办义和团祸首之前的西逃路上，但他也在“祸首”名单上。与他同行、比他年轻的军机大臣赵舒翘，则被慈禧“舍卒”赐予活活闷死的悲惨结局。为报君恩，相信赵舒翘不会以后人的目光看待自己的死的。

对现实、皇家、国家的不同看法，使清末中国产生了思想上的分裂。荣禄是现实和皇家的结合者，因而没有遭到听命于列强的清廷的惩罚，他寿终正寝于1903年；而刚毅的“忘我”境界，只能宿命般地得到这样一个“无我”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