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种国家性质决定了其内的人民是善于学习和容纳他族文化的。这种容纳性其实和统治权力的排他性是相抵触的。以清朝为例，康熙皇帝为了排拒逃往台湾的郑成功势力而实行了沿海的闭关锁国政策，但据地方志史料记载，广东、福建一带沿海居民其实从未间断过与东南亚南洋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出洋贸易已经历史性地成为了沿海地区世代相传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民间的交流和融合是人类群体生活的特质，它和权力是遏制与反遏制的关系。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英鸦片战争前后，在清朝皇权逐渐丧失国门制闸能力的时候，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相继编译和著作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这其实就是了解、学习、探究外来文化的民族本能的反映。而且，这第一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救国。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些开明的有识之士归纳为唯我独尊的皇权之外的民族性，翻译西方书籍、著书立说的第一步便是立足在了救国目的之上。其后半个多世纪，被动的开国（与日本相反），使清皇权走向了灭亡。从鸦片战争开始，到20世纪初，国内民间的引进外来文化的翻译和著作，同样无不具有向内的积极作用。至20世纪之交，现代国家意识确立，觉悟为爱国主义思想。正如当时《湖南学生界》载文说：“输入东西之学，唤起国民之精神”（“东”指日本）。因为挨打和受西方列强欺侮而采取本质上的排拒、回避，只能是清末统治者的无能和自欺政策，这种政策最终只能是祸国殃民。一段清末史就是这样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