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行在的“密札”是军机章京与北京的秘密书信，“凡十余通”，是清宫秘史。清末学者高劳选录与辛酉政变相关的十二札辑成文章并加注，后不断有人作考证与增注。

“热河密札”或可以说是“行在”官员和京城官员察言观色、“审机知变”的真实表达。据考证，前十一札是与京城奕一派的往来书信，第十二札是八大臣一派的往来书信。但在第二札（寄信人不知，受信人是京城朱修伯）中的表达：“恐惧以顺变，断不可少”，也是“顺变”而已。在政治事件中，结果之前的过程，普通官员是很难划分派别的，“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已在人们观念中深深凝固。

在中国古代，政治斗争或说夺权斗争，只如几“家长”之间的吵架，谁夺得“家长”地位，众“子民”跟随而已。官员即使有所好恶，也只是表达对只为“揽权”而非为“为政”者的厌恶，至于究竟谁该为权，“正统”观念使然。如署名“守墨道人”寄“结一庐主人”的密札第四件，对赞襄八大臣“搁车”事件，即不“为政”的评论是：“必欲揽其权，是诚何心”。札记者的自述是，关于八大臣“搁车”的严重性，“不必为伊言，言亦不见听，徒觉多事耳。”也就是说，底下官员已经意识到了“搁车”的后果，但这种对后果的估计，是不可能与八大臣沟通的，说了也白说，只是多事。所以札记者写信与京官私论：“吾谓诸公之祸，肇于搁车矣”。假如当时董元醇“请明降垂帘旨，或另简亲王一二辅政”的奏折，八大臣没有硬要“两宫太后”发还，“将此折淹了”，也许就不会有后来残酷的政治斗争（政变）。当然，评论者只是就事论事，而政客却看到实质：董元醇奏折的背后，也是京城奕一派的夺权事件；而恭亲王奕，是咸丰皇帝生前所排挤者。不能以现代的观念来看待咸丰皇帝派任恭亲王留京与“外夷”议和的“重任”。在古代，与外国“议和”者历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使，特别是像这种必输的“议和”。

在这种政客之间的斗争中，一旦下面官员辨正风向，其人的表现是令人惊诧的。署名为“樵客”寄给“结一庐主人”的第十札，札记者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态：表面讨好八大臣，“种种语句，切实可至”，目的只为“以杜奸谋”，即防止以后事态发生转变而被“奸谋”，得到的结果是，“王深然之，或可有效”（王指“赞襄八大王”）。

另外，在这种“政治”事件中，无论哪一派，会为当时利权的共同利益，把过去的成见暂时搁置一旁。据考证为八大臣一派的第十二札无名者札记说：咸丰帝临终的病榻前，“八位共矢报效，极为和衷，大异以前局面”。八大臣“ 大异以前”说出了“和衷”共济的极深的官场人性心态。在人治的专制社会里，这是历史常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