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在袁世凯向清廷提出的六项条件获得满足以后，袁于10月31日从隐退的彰德到达信阳督师，后随军进入汉口。他派员与南方军政府黎元洪联系，建议“和平了结”，以试探武昌政府的脉搏。从此开始了两面制压的手法。

清廷于11月3日发布了《宪法信条十九条》，称国号为“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圣神不可侵犯”，但“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显然，在十年来海外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双重打击下，皇室已经“两害相权取其轻”，倾向于“君主立宪制”了。但是，主动和被动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被迫的“君主立宪”，已经晚矣。全国的排满情绪，已经容不得满清的“君主立宪”了。11月13日，袁世凯由汉口到达北京，根据清廷的《十九条》，着手组织了一个君主立宪的内阁。逐渐从“人臣”走向“人君”，这是中国因素的嬗变。

袁世凯的成功，是多方促成的。

国际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列强此时已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1918年）前夕的相互矛盾冲突之中。他们无力顾及大清帝国内部爆发的起义和各省独立。甚至可以判断，各列强政府自顾不暇，一贯以来“精心打造”、既打击又扶植清政府上的失手，为革命党营造全国排满氛围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一位美国人在记述当时的书中以旁观立场说：“对于他（袁世凯）重新当政，外国人公开地表示了欣慰。”

国内方面，“排满”与“光复”（汉族政权）几乎是当时的时代主流，推翻腐败无能的满清异族政权成为了当时“中华民族”的本能。因此，作为曾被满清政权排挤而数起数落的袁世凯，也成为了南方军政府——革命党推翻清皇朝的希望所在。

骗与被骗此时发生了质的逆转。假如说20世纪初清政府用“预备立宪”来骗取全国舆论以收拢和巩固日益衰弱的皇权，那么，此时袁世凯则完全可以有条件用“君主立宪”来骗取清皇室对他个人的信任了。——为什么说他骗？因为袁世凯完全知道南方革命党的光复意图：只要没有清君，什么都好说。

从此时到清廷退位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袁世凯这位当时国内国外瞩目的强人，开始了他雕虫小技般的多面戏法：向请皇室落泪；向南方握手与踢脚；向国际列强“信誓旦旦”。在骗取清廷“正统”政权的时候，尤为表现得具有舞台效果，以至于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对人说：这种戏不是人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