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镇压太平天国前后，清政府的洋务首先是从开办军工企业开始的。这些企业有安庆军械所（1862年）、江南制造局（1865年）、福州船政局（1866年）、天津机器局（1867年）等。由于军工产品不是商品，不能由利润转为资金积累，军工企业的扩展和停滞取决于清政府拨款，而非市场需要，甚至与企业经营好坏、资金严重亏损都无关。清末军工属于绝对的官办企业，或说朝廷办企业。从这个角度上说，北洋水师自1885年至1888年筹建较具规模以后，清廷户部不再拨款，何来北洋水师军费？后代人长久以来指责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慈禧在地下听见一定会气歪嘴的。

官督洋务的第一个点踩在了军工上，为清政府今后在所有洋务企业上都采用“官督”性质，奠定了基础。这成了一种历史延续，但是否是失败的延续？清政府后来在19世纪末的铁路建造、民用企业等等项目上，无不采用了官督或由于财政亏空加官贪而改为官督商办和商办的办法。但铁路的商办以后的收归“国有”措施，导致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收归”行为只成了清政权的自毁行为。

尽管这些军工企业生产出了枪炮、船只，但由于机器、原料、配件、包括发动机、电灯、电缆、钢板、木料等等几乎所有零部件都来自国外，加上洋工匠、洋教员，生产代价很高，以致洋务主办官员李鸿章也不得不说：“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购置，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这种军工企业，会产生以下几个副产品：

一，军工产品只有投入而没有利润产出，只能制度性地便利了官员贪污受贿。很多负责购买外国配件的官员靠回扣、虚报而营其私利。光绪初年有人说：向外国购买军械配件“虚报价格每至四五倍之多”。

二，由于军工产品的组装性，其性能、质量往往差于国外的原装品。尽管开始会用“学费”自圆其说，但时间一长，由于组装缺乏技术含量，对生产的积极性是一种打击。

三，生产成本高于购买成本，决定了这种生产不会走得太远。这种企业，实际上成了外国军火商的买办者，难于形成独立的军工企业。

四，由于军工企业对外的依赖性，产品质量实际掌握在洋教师和外国军火商手里。产品质量的自主与否，从层面上来说，可以决定生产者的积极性，而从实质上来说，甚至可以决定未来战争的胜负。

以至于1895年甲午战败后，光绪皇帝痛惜地说：“中国制造机器等局不下八九处，历年耗费不赀，一旦用兵，仍须向外洋采购军火。”史学界共识，甲午战败，标志洋务运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