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对皇权的军事打击和20世纪初西方关于民主、民权思想文化的大量输入，为中国当时的先智们唱响反对传统君权专制的舆论，创造了历史条件。清政府将不可避免地迅速进入衰微期。

那些曾于19世纪末十年在大清政坛上起主导作用的维新变法、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们，此时正和南方沿海地区不断组织暴动的革命派一样，流亡于海外。清政府的专制，只成了“树大招风”。反清思想遍及中国内外，甚至侵入了清政府体制内部。反对皇族专制，曾使得改良派与革命派一度合作，不同的为政构想，又使得两者分道扬镳。爆发于1905年至1907年的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大争论，“事实上包含了如何对待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这三方面”的内容（《中西体用之间》丁伟志、陈崧著）。民族革命是如何对待满清异族问题；政治革命是以“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立国的问题；社会革命则是民主、民权、民生等主张的问题。

假如说，在海内外中国人中，20世纪初前半十年“君主立宪”构想还较得人心，到了后半十年，则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思想获得了普遍的支持。这种变化，并不完全由于革命党人主观上创造了惊天动地的努力，而是清政府“清末新政”的欺骗性导致了民情舆论的改变。在事实面前，海内外中国人看清了清廷这个“君主立宪”的不可能性。也就是说，清廷的衰微，清廷自为之。

梁启超这位笔锋常带感情的清末民初的思想家，一改他写作风格，在《敬告当道者》一文中，这样平静地讥侃“清末新政”：

（译文）诸君欲以“新政”来“爱国”，则为诸君计，不如不谈改革。为什么？不谈改革，则革命风潮还不至于这么迅速。说到不谈改革，我不得不佩服刚毅。刚毅在戊戌年五六月举朝改革之际，独说：我誓不改革。刚毅说办学堂就是养汉奸。他何其聪明！为什么？因为如果真改革，学堂里培养出来的人就会真心倾向诸君；但如果假改革，学堂里出来的人就会成为诸君的敌人了，即刚毅所说的汉奸了。守旧和假改革，都会制造敌人，一样制造敌人，不如守旧。诸君此理不懂，则智力不如刚毅了。但诸君今日可以学刚毅吗？我以为不敢了，也不能了。

当然，清廷的衰微，主客观原因都有。笔者这里引用梁启超的讥评，只是说明，清廷的衰微，主观内因起着极大的作用，而这种主观作用——假改革之名，在当时国际列强压迫和体制内舆情之下，清廷也无法掌控了。这就是梁启超说的“不敢”与“不能”了。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政治主张，就时代而言，其实是难分伯仲的。革命派的“民主共和”，取法于老牌而处于稳健上升阶段的美国，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取法于后起之秀的日本；一者为轮流执政制，一者为虚君内阁制（从后来美国逐渐上升为国际第一强国的客观事实，不得不佩服孙中山革命党眼光的敏锐）。清廷假改革之虚名，固皇统之实情，及对内对外一手硬一手软的政策，给自己掘着坟墓。正如梁启超讥评的：假改革招致了革命。

就执时代先声的革命派和改良派的主张，两者都有时代的局限性。且不论后来为历史证明不可行的“君主立宪”主张，即或革命派，认知也是在实践中逐步提高的。《中西体用之间》一书这样中肯地评述革命派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显然不是一种准确的科学的表达。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少数民族笼统地叫做‘鞑虏’，并誓欲‘驱逐’之，自然是把大汉族主义的情绪不加掩饰地宣泄了出来。至于号召‘恢复中华’，那更无疑就是认为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已经‘非我中华’。”

革命党这种单一的民族主义思想，后来在民国初期得到了改善，成为了一种大民族观。但就当时的实情来说，清廷的自掘坟墓，使得全国性排满的民族革命舆情高涨，全国已经到了“一言排满，举国同声”的地步，这种“驱逐鞑虏”的主张，客观上使革命派成了两派之中的优势一方，成就了革命党的时代执牛耳者。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也承认这种客观的变化。1905年他在留日学生会上说：以前提倡民族革命，响应者只有党内同志，而现在，“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