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清末的立宪派和革命派，是“现代国家”概念的觉醒者。立国和强国，是他们的共同追求。确切地说，“爱国”意识始于此时。他们的分歧是如何为国。立宪派排斥革命——暴动，主张和平建立为政框架；革命派在清廷的强权中认识到，非以强制强，则无言为政。两者的共性是都相信“事在人为”。在这两者追求中，梁启超的思想观点值得引人注目。他既是立宪派领袖康有为的弟子，又是民众民主自由的呼吁者。君主立宪提倡的，是不同为政者的民主自由，而非普遍意义的民众的民主自由，只提“开民智”不提兴民权；革命派则追求普遍意义的国民的民主与自由，民智与民权并举。追求和个人的认知，使得梁启超在流亡国外以后曾一度倾向革命派的主张。

20世纪之交，大量欧美思想输入中国，加上20世纪初立宪派和革命派人士流亡海外的亲身经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各自相对独立的主张，这本应无可厚非。世界各国的革命与暴动，所引发的血腥现实，使得立宪派不赞同革命，这也是一种认识水平。康有为对于梁启超文章中所透露出的倾向革命派的思想，屡次给予提醒和责备。主张差不多，目的不一样，在政客眼里，就是大是大非。梁启超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写《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中，这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

对于如何为政为国（非为权），梁启超和清末大多数睁眼看世界者一样，都从国人的根本上寻找根源：国民无主张，则国家无主张；国民的奴性，实质就是国家的奴性——以强者为奴。对于梁启超的看法，康夫子信乎？

在此书信中，梁启超探讨了自由的含义：“至自由二字，字面上似稍有语病，弟子欲易之以自主，然自主又有自主之义，又欲易之以自治，自治二字似颇善矣。”在信的结尾，梁启超补充说：“又，自由与服从，二者相反而相成，凡真自由未有不服从者。”既然“奴性”的反义是自由，分析自由的含义，不失为一把钥匙。

康有为一再告诫梁启超，法国革命招致了社会大破坏，而欧洲文明并非来自法国革命。梁启超这样回答：

“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梁启超把法国“自由”和“祸”用“借”和“生”来叙述，不准确性肯定是存在的，但想表达的意思是清楚的。“然则祸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归罪于所托之名。且以自由而生祸者，经此惨祸之后，而尚可有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苟有爱天下之心者，于此二者，宜何择焉？”

梁启超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说思想境界高出其师。接着以自己的世界知识，分析了法国革命的作用：虽欧洲文明不源自法国，但法国革命促进了欧洲文明，这是西方史学界的共识。

梁启超的观点是鲜明的：追求立国之本。这是动荡而承前启后的时代给予了他抒发自己向往的历史机遇；梁启超的抉择又是难的，这是多歧路时代的特点。所以他自我解剖说：“现在所见如此，或他日有进，翻然弃之，亦未可定。”他表达的，只是后者之难。

梁启超的抉择，既是追求的抉择：不变；又是现实的抉择：多变。说梁启超是这个时代忧国忧民的先进知识公民的代表，或可说一点也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