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1838年12月被授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之时，京城中已经有“边衅”的议论。那么，京城中的“边衅”论从何而来？也就是说，禁烟会否导致边衅？

林则徐去广州赴任的送行者龚自珍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一文，支持禁烟，斥责京城那些禁烟发难者是“迂诞书生”和“貌似老成迂拙者”。龚自珍说到，议论“边衅”的人物“粤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绅士中未必无之。”

鸦片贸易对于大清国肌体的危害是严重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对“边衅”驳论的立足点来自何处？

在道光帝看来，禁烟是大清国内的事情，他要朝廷中枢“各抒己见”的谕旨，也是发往刑部和户部，即管理吏治和财政的部门，而不是礼部（对外）和兵部。这就在朝廷中枢形成一种主流思想：数十年禁烟没有成效，就在于地方官的玩忽职守和庇护、兵丁和奸民的贪赃枉法。这在后来的英商指控中也得到印证。也就是说，禁烟只对内不对外；而“边衅”之议，只是对外软弱，实质是为贪赃者枉法作饰辞而已。林则徐等禁烟派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确有众多贪官污吏奸民，借英商鸦片贸易大肆走私行贿受贿敛财。但是，由于立足点的不同，“边衅”之议也不会空穴来风。

林则徐的为官履历一直不在沿海贸易口，道光帝和京城具有禁烟主张的京官也对沿海的贸易包括鸦片“贸易”不甚了解。他们看见的、听说的，也只能是胥吏、商民的贪庇和走私。但事实上，近半个世纪以来，鸦片贸易一直在严禁和地方官的明禁暗不禁的状态中发展着。沿海贸易口的各级地方官员，对于外商鸦片侵入的发展态势非常了解。对外国，尤其是英国商人和传教士既经商又做军事间谍的情况也不会不了解。这种了解，随着鸦片的进入京城，也会风传进入京城各官吏阶层。这就是龚自珍所说的“未必无之”。

这就是说，“边衅”之议来自沿海英商的贸易扩张、殖民侵略的紧张态势，而非龚自珍认为的“貌似老成”实是饰辞的清议。但大清中枢注目所在只是国内的贪官污吏、奸民奸商。这是一种认识上的错位，这种错位来自传统皇权对内不对外的惯性思维。道光帝“不致开边衅”谕旨之多，和广州口岸开边衅的风声之紧，成了正比。

笔者这里表达的观点是，禁烟大方针没错，只是禁烟的针对角度产生了偏差：禁烟的阻力来自贪官污吏。中国传统不是历来讲求绕弯子的么？而“严禁鸦片”这四个字，却直碰直地针对了国家体制内部？为何不绕个弯子了解鸦片泛滥的成因？迂回一下，也许会对英国贸易扩张、殖民侵略的意图看得更全面一些，也不会在懵懂无知中被动挨打，并且败了也不知败在何处，还说“家务事”与英国何干。

也许，“绕弯子”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中国人的传统处世之道，它只是说明了人类普遍的本性——偏重对强者而不是对弱者罢了。

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实务，立足点是“家务事”，但这种“家务事”影响到了殖民时代英国公民的“自由贸易”利益，扩大成为了中外战争。这是清朝中枢没有预料到的。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两种观念、两种“国家”概念的冲突。而林则徐作为“家长”派去的钦差，连这点家务事都处理不好，引起边衅，削职充军也在情理之中了。

中国祖先留给我们的“井水不犯河水”论，其实需要一种科学认知观。祖先不懂井水和河水的关系，因而有了这种说法。但是，现代科学知识告诉我们，河水本质上是犯着井水的。大清国的井水，会不受世界经济或说殖民时代的河水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