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同时代人。当康、梁在甲午战败后的政坛上轰轰烈烈掀起维新变法思想的时候，严复只是一个在默默思索中国过去与现在、现在与将来的睁眼看世界者。假如说，康、梁的“戊戌变法”，还在试图论证中国固有文化与西学相通、寻找先贤圣人变法依据（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的目的），那么，至严复思想理论出现，则是在分析古圣先贤的错误了，说出了康有为等人绕着弯子想说而没有说的话。也即，从纯理论而言，对传统文化的叛逆，讽刺“孔孟”之学，严复是那个时代中国第一人。

严复在《救亡决论》中说：

“夫五千年世界，周秦人所阅历者二千余年，而我与若皆倍之（五千年文明，祖先只阅二千年，我们已阅五千年）。以我辈阅历之深，乃事事稽诸古人之浅，非所谓适得其反耶！”以“世界”历史的阅历来论证泥于古人的悖论。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王，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其于为学，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就大概而言，严复的话有一定道理，但他这种比较性词语的以偏概全视角缺陷是存在的。但是，他的极端观点，何不是清末另一种极端而导致一再被列强欺凌的对应说辞呢？严复的表述，作为朝代中人，似乎在向世人表明：大清朝非得在反复挨打中才会把落后明白无误地坦白？非得把大清朝人心撵向朝外而后快？严复实际上也承认自己的负气表达。他说：

“时局到今，吾宁负发狂之名，决不能喔咿嚅唲，更蹈作伪无耻之故辙。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化，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易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敢为异同者，则均（一样）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弊乃至不可复振也。此受病至深，决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济，盖易反其本而图其渐而已矣！否则，智卑德漓，奸缘政兴，虽举百废无益也。”

严复的“为诸公一言道破”，有着国难临头的深刻时代性。甚至表达出了“讲武、理财”（革命和实业）都“决非”可以“补偏救弊”，原因是“反其本而图其渐而已”。按当时兴起的各种救国思想来看，“革命救国”、“实业救国”都是“末”，那么，这样的推论，严复必然会落入自我矛盾之中：“讲武、理财”不行，图其“本”又无权，自己和自己打起了架。这种自我矛盾，使严复最终沦入了共和“是大乱之道也”。

严复是清末向“五千年”贯一传统打响第一枪的人——他代表了之前和之后反省传统皇权治民术的一大批智者（鲁迅只是后来人），这是那个病体时代的特色；但他又是一个自我矛盾的回归者。民初的严复，被袁皇帝拉入了尊孔的行列。严复的矛盾，实质是揭示了：这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这是一个向四处冲突寻找出口的时代。严复向尊孔的回归，与同期军阀政府向专制的回归，，处于同一并行线上。笔者为这些先民们哭，中国民众是何等民族，非得像梁启超所说的：“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历史会这么叙说：从19世纪末康有为等戊戌变法期间的借孔反孔，至后几乎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是学术界反思孔儒的一百年。至20世纪末，“曾国藩热”先声兴起，跨世纪后，论语说，科举议，三字经，送鲁迅文，迎孔子像，这位太上老“君”千年打造的、有孙猴一般精灵的皇道人物又不知不觉地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