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早期说：“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期相接触，而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之学术思想放大光明。今则全球若比邻矣，……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泰东文明，中华是也，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国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梁启超所说的“南北两文明”中的“北”文明，指的是中国古代夏商周时期的中原文明，它在扩张过程中处于时代的优越和主导地位，在征服四夷同时输送和吸纳了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至春秋战国。后代把此一“全盛”时期形成的孔孟儒学作为了华夏文化的代表。“中世之学术”，则是为世人周知的佛教兴起时的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

地域文化的接触与交流，意味着文化的提升和发展。这是每个学者都承认的历史现象。尽管梁启超把世界文明归纳为中西两大文明有失偏颇，但他的文化交流会使“学术思想放大光明”的热忱、向往进取的态度，无疑是建立在中华文明博大的气魄之上的，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文化人汲取文化营养的积极态度，其实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一直是受到强权制约的。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史，文化融合着传统的惰性，它的发展和王朝的更替一样，无不建立在血腥之上。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同样建立在弱势一方付出代价的基础上，强迫败者接受胜者的习俗文化、思想准则。这或可以说是一种新陈代谢。历史上多少鸿儒所说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说辞，其要点在哪？是它发展的“代价”？还是它“精深”的固执己见？梁启超时代就是一个外在因素反映至内部的两种文化元素博弈血拼的时代，而博弈的结果决非可能像梁启超所说的“三揖三让”，“ 亲迎之大典”，“ 为我家育宁馨儿”。这里面固然有深刻的历史和当世等的原因，但归根到底，只是两个字：内因。传承的内因是决定因素，异质的外因是辅助因素。

文化的争论其实决非在文化层面上，而在为政为权。向先进学习、融合多种文化元素以博大本土文化，文化人说说容易，强权者做做不易。即使像革命者孙中山，要学习美国式的“共和制”，当时的现实也非他想象的那么容易操作，最终沦为蒋政府的专制共和。文人的笔，难于喝止历史的惯性。文化与强权，在本质上是两个范畴，在格局上趋为互相依托。

梁启超一生都是中国“将来”的呐喊者，他的思想武器就是中国的将来；强权者有着现世的铁拳，他们的思想武器是中国过去的传统和固有的“博大精深”。农业国家和每个传统家庭一样，只要经过每个成员的勤俭与劳作，“将来”会好的；而王朝循环史观的历史事实正好相反，王朝只有过去，没有将来。所以重过去不重将来成了王朝特色。然而，一者是看不见的，一者是每个人感同身受的。何者为弱，何者为强，也许一目了然。

尽管中国历史文化已有的博大精深充满着每一次形成发展雏形阶段的血腥和惰性，但它的博大，是后代凡是中国人都只能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