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最近阅读了前一段时间网络上偶有传闻的某作者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辍阅之余，翻看封面书名，“正面与侧面”：大致就是曾国藩的为官清廉与偶尔的同流合污之举。

曾国藩作为那个皇朝的著名人物，他的阴鸷、中国人传统观念而曾国藩不会没有的“无毒不丈夫”、他真正内心的欲望、及苛责自己的实质原因，即曾国藩的“反面”，某先生还要继续写么？

就时代而言，朝廷中枢“两宫平平”，恭亲王也只具“小智”（曾国藩评语），曾国藩的才能、学识、修养，应该是当时大清社会的佼佼者。但在世道合力的熔炉里，曾国藩最终被皇朝吞没了：嘱人写墓志铭：不信书，信运气；清廷在他病逝时的盖棺之语：“尤得以人事君之义”，两者是一个意思：曾国藩的“以人事君”，便是他的“运气”。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作者用同时代众官的贪，来衬托曾国藩的不贪或不够贪，不知想表达一种什么观点？是说众官贪得有理——制度使然？还是说当时的社会具有堕落的巨大空间、而以曾国藩的地位，确实是够清廉了？

引用的史料及众多的文字，让人看到一个简式的逻辑推理——小学生的推理：以别人的差来证明差得有理。

阅读之余，感慨良久。民国“白话文”运动之前，文字是一种脱离民众生活的文言文体，说话权掌握在占少数的读书人手里。少数人写书写文字只给少数人看，因而他们的观点站在少数人立场上，这或许可以理解；但“五四”文字运动以降，文字表达几乎等于口语表达，文字阅读能力已经几乎完完全全掌握在大多数民众的手里（退不回去了）。如果写书者仍继承中世纪文人的写作立场手法，尽管也许世道权力不会变，但就写书者主观愿望的阅读量比例，是否有点不合情理？

也许，文化已经从中世纪的鸿儒文化发展到了现在的民众文化，但鸿儒不可能消失。他们的观念和思考只是一种象牙塔里的传承，他们依然没有一种与文化同时发展的民众感受和民众思考。他们人虽已经发展到了现代，但思考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的象牙塔的传承里，并且自以为是地认为，象牙塔也可以与时俱进的。一种不以大众为思考的象牙塔文化，在历史大众文化虽缓慢但一定前进的河流里，是一定会垮塌的，因为大众文化——民众思考，是世界一切物质和精神的生命力所在。这应该是谁也否认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