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1860年）春，两江总督何桂清向朝廷提出“抚夷助剿”的建议。皇帝示谕江、浙等地前线督抚就“借兵助剿”一事陈述意见，令曾国藩、薛焕、王有龄等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具奏。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立即复奏，赞成“助顺剿贼”；曾国藩却婉转地抵制了“借兵助剿”，提出“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

从督抚所任的地域位置可以看出，沿海地区与外国打交道的督抚，立马赞成；而此时还以侍郎虚位在湖南、江西督军剿灭太平军的曾国藩，理解朝廷对外“羁縻”政策，但不可能不看到剿灭太平天国会给自己带来的重大影响——他正在长江中游地区倚势而下。何况就实际情况来说，外国助剿的结果，会造成处理外务上的麻烦，这不能不是一个考虑的因素。因而曾国藩实际上运用的手段，也正是清廷实际上运用的手段：局部地区不成文地允许助剿，大局上则靠自剿。这是曾国藩的精明之处，也是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及相信主观内因决定因素的认知所在。

这种局面，站在当时两江总督何桂清和浙江巡抚王有龄的角度，则是灭顶之灾的。总督府常州失败造成了何桂清的逃逸，这也成了他后来的死罪；浙江杭州城失守造成了王有龄的自杀。而这两人的消失，带给了曾国藩当时还不能完全预料到的好处：1860年6月兼署两江总督，他当时的手下左宗棠，成了浙江巡抚。

也即，对于如何防外和剿内，不能仅凭某人的一句话，来判断出他的目光和观点的是与非。从根本上来说，清廷的督抚们都是政权框架之内人物，如何对外，在总体认识上不会不一致——他们认知观的向内性。何桂清、王有龄们不会不考虑大清国的长远利益。但要命的是，在考虑如何“制夷”这一长远观点之下，还有一个官场上的眼前利益，这就是最直接的矛盾冲突。角度不同，所处位置不同，则看法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帮他们换位思考，曾国藩处于何桂清、王有龄的位置，他的观点会和何、王相同否？何、王处在曾的位置上，他们也会否提出“缓其会师之期”？所处时势成了决定一个人命运的点。这是王朝大势中个人荣辱兴衰的无奈失控性，也是曾国藩临终前说的“信运气”所在。把政体内的人都架构在不稳定的“运气”为权的点上，这是皇权自身不稳定的根本。

杭州失守之前，王有龄向朝廷求急，朝廷也有督促曾国藩派兵救援的谕令，但由于王有龄曾在粮饷问题上为难过曾国藩（王有龄是何桂清的亲信），此时的曾国藩即令左宗棠缓救。也就是说，如果有外军“助剿”和左宗棠救援中任何一项，王有龄不至于死。

这一结局，彻底造就了曾国藩掌控江南的势力。旧官吏衰灭，湘军将领走上了历史舞台（李鸿章取代薛焕）。

对于曾国藩掌控江南势力的局面，清廷不会不清楚。制衡术是中国历代王朝的“雕虫小技”。左宗棠这位当时就以耿直脾性、能力至强而声名远播的中兴名臣，成了朝廷制约曾国藩的一粒棋子：果不其然地和曾国藩抗衡至死。而就“能力超乎其上”的左宗棠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是个人能力决定了自己的升迁呢。左宗棠只看到了“运气”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