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38年点中翰林引起的轰动效应是巨大的。

首先，从“地杰人灵”角度来说，曾国藩成为了当地的骄傲。这个“当地”，范围可大可小，小到乡县，大到省城，都可以此为荣；其次，从“光宗耀祖”角度来说，四乡八邻贺喜的礼钱是必定要送的。这会有多种情况：家境窘迫的人打破脸充胖子送礼，因为这是“人情”；家境富裕的人则可以把送礼作为投资、拉上关系的途径。

大弟曾国潢在后来的家书中曾提到这么一件事情。有位族叔“为命件事”见知县官，县官问他是什么人，旁边的衙役代他说：是“曾某大人令叔”，这位县官马上笑脸相呼：“叔老大人”。这位族叔把此事当做平生“最得意”事以为谈资。

曾国藩一生有写日记的习惯。在点中翰林衣锦还乡期间，他的日记写照了他这段时间“敛财”的经历。

正月十六日，在岳父家收到“轿钱四百六十四文”。

正月十七日，在欧阳宗祠（岳父欧阳氏）收到“入轿钱四百文，送予钱十二千八百文。”

十九日，收“轿钱三千二百文。”（当官坐轿孝敬钱）

八月二十二日，知州官“请酒极丰”，又送银二十两，另两官一人送八两，一人送二两。

“十五早请酒，席极丰盛，且恭，又共送钱十二千文。”

随着拜客范围延伸，按《湘乡曾氏文献》记载，就第二次拜客，共计收入白银三百九十六两二钱三分。

曾国藩还乡期间共有四次范围性拜客，合计收白银一千四百八十九两一钱二分，折算现在人民币是二十六万八千多元。

曾家人情薄中记载有“拜乡亲店”，凡湘乡老乡开的店：烟店，当铺，纸行，绸布店，钱庄，杂货店，农具店，茶庄等等，曾国藩一概拜到。

日记中也记载了一段去松陂村拜曾家祠堂的经历：

“是日，松陂祠未具贺仪。又前年父亲至此祠送匾，伊言当送钱来家贺，后食言。今又言贺仪待八月送。又前日要余扫墓，情理不顺，余盛气折之，祠内人甚愧畏。”

扫墓是中举之人祭拜祠堂时的一种风俗习惯。但由于松陂祠几次食言，这次又要推迟送“贺仪”的时间，新点翰林曾国藩大怒，不但折断了扫帚，而且大骂。这次经历在四月十二日的日记中有了补叙：“松陂请人说情，送押钱六十四千。”

曾国藩此次回乡，加进后来离乡进京一路上的拜客收入，达白银两千两以上，折达现在人民币三十六万元。

请客送礼既是广结人情的主动行为，又是客观现世的无奈要求，这和中国小农经济的宗族性社会传统有关。人情是关系，人脉是特色。日常基本生活费用开支不大，人情往来支出占大头，这是中国历史农村常态。 

那么曾国藩这种敛财性的拜客意在何为？官大用场大，进京做官，把钱财向上输送以换得人脉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抽象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转化为具体世俗的表现手法吧。

从曾国藩穷乡亲的“贺仪”，到曾国藩入京搭人脉的孝敬，何不构成了落后旧中国一幅巨大的人情网络呢？而选取这“人情”的主动权，只在上不在下，因而敛财比“人情”更为实质。在巨大的人情网中，人人都为奴，才有了“有钱也送不出去”的奴隶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