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由于俸禄不多，谋取“灰色收入”成了他们不小的经济来源。在朝廷看来，这或可以说是合法的。后人总是站在社会中、下层的立场上，斥评进京行贿者是为了私利而谋得“朝中有人好做官”，其实，没有索贿的对口通道，有钱也是送不出去的。指责行贿者，行贿者本人也是有苦说不出吧：朝堂京官正千方百计地托人寻找着进京的地方官呢。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描述京官对地方官“馈赠”的贪婪：

“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期未魇，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无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悯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

也就是说，京官专吃地方官，地方官“留别”时“厚薄”各家送礼成了例行公事，钱银行贿枯竭了，还有京官不满足“未魇”，加以恶言恶语；不相识的京官，也会托上关系寻到进京的地方官，由无缘无故要钱而成为无赖行为。行贿者只得“石子里逼出油”地孝敬“小加点染”。

在清朝的文献中，“缺”是职位的意思，“肥缺”就是某地一方的重要岗位。这是“家天下”皇家敛财的主要管道。为使管道通畅，朝廷承认这一“肥”字，即借公济私得到默认；默认地方官的济私，也即承认京官的索贿。在朝廷看来，愿打愿挨，各自得利，都是自家兄弟。在此前提下，京官的“恶言”，也就事出有因了。这也可以理解，一旦京官谋得外放机会，当初“恶言”下憋着的那股恶气，则得以宣泄了：饿狼似地扑向地方了。

这种行贿索贿现象，既流行于京官与地方官之间，又流行于两者各自的官僚体系内。以京官为例，地位低者为谋取朝堂高官职位，行贿的管道通向皇亲国戚、朝廷显宦。在他们出手行贿之后，转身会狠狠地说：钱是个什么东西，粪土而已！钱财成了连结官僚各层次的纽带。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京官曾国藩对二传手式的行贿索贿这样评说：“所谓大门不出，二门亦无入”。不在这“清如许”的活水里流动，只会落得守财奴、吝啬鬼恶名了。不会用钱者，也不会做官，这是那个朝代的至理。行贿与索贿，升官与发财，只是鸡和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