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老家在湖南湘乡大界白杨坪。这里离县城一百三十里之遥。即使在现在，与外界也较为隔绝。从韶山乘车出发，整整一天路程，屡次换车方能到达。可想当时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山里村庄。

在这样的穷乡僻壤，经过多次考举，走出一个秀才、举人、同进士，是当地一件多么大的盛事！这既是中国传统的“耕读”民风，又是中国传统官场的一件稀奇事。也许，经过历次出县城考举的经历，年轻的曾国藩有了一点为人处事的改变（据说曾国藩本质“虚伪”，因而一生刻求“诚信”，企图战胜自己。这有道理的），但面对传统京城中工于圆滑，善于明暗两手的官场，曾国藩绝对是一个淳朴或可说愚拙的“乡下人”。

以传统帝王“以我为中心”的择才标准来看，知识、知名度、更换政体内新鲜元素也许是一个标准，而后两者显得突出一些。因为“知识”不反映忠诚度，“知名度”则是一种号召力，“新鲜元素”则是乡下人的诚朴。这种诚朴，对于一个一贯尔虞我诈、处世圆滑的官场来说，这种“口感”是相当不错的。

面对这样一个传统官场，秀于天然的乡下进士，其表现出来的愚拙、呆板、不接铃子是可想而知的。知识再多，在官场上全然是另一回事。要在为人处世上达到官场境界，乡下人的心灵、秉性中是没有直达班车的，这是两重天。自敛，内责，便是乡下进士唯一苛刻自己的手段了。因而，曾国藩为京官数年来，写日记，修身养性，两千多年前老夫子的圣言一直是自己的准则。官场上拜客、交际的例行公事，勉为其难以后，在夜灯下又作着自我反省：

“晏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浩叹而已……”，“自定课程，以读《易》为正业，不能遵守，无恒……”，向别人家主妇“注目数次，太无礼”。

乡下进士为官场赏识，也许只在两种可能之中：一是他的天然秀气，就像大自然中的秀山美水一样，是一块可造的璞玉；二是官场暗箱争斗的利用之才。“站正队”，曾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流行于中国的词语，而这词语所反映的内涵，何不是中国传统巨大的惯性思维呢？事实也是如此，曾国藩站进了权倾一朝的穆彰阿队伍；若接若离，则是他乡下人天然的秀气。

笔者这里侧重的，是投入官场初期的人与社会的人性本质一面。官场不止这一面，还有搞学术的鸿儒，还有溺于事务的实干者，还有经世论道的理论者，还有位高的俗人，这些都是构成官场非本质的本质。曾国藩作为其中一员，也为官场诸多元素之一，吸纳、相融、化为一体，才是本质性的趋势；他苛己的“论经说道”，也是他获得京城人脉、“迁擢不次”的原因之一。但由于曾国藩的“苛己”是反人性的，因而是难于实现的。这从他后来的经历中可以一一看出。这点也是近代以来众多学者从反面逐渐移至正面全方位争论的话题。

曾国藩一生经历的事实是，不是苛己使他成为了圣人，而是皇权铁掌使他成为了“圣人”。向外冲破人性无望，向内压抑本性成了他一生唯一的功课；在他自作牢笼的同时，皇权也时时为他做着牢笼。晚年的曾国藩回忆说：一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这个牢笼修止于他两江总督任上的病逝。

病逝前四天，曾国藩写道：“……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惶悚惭郝。”这既是他本人的实话，也是皇权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