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在自传中回顾说：“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取得从未有之名义而已。至其实质如何，都非所问。革命时代本有不能免之痛苦，闻和平之呼声足以弛其忍受牺牲、继续奋斗之勇气。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夫以有热烈倾向于革命之群众，而不能使为坚强拥护革命之群众，此其责当由革命负之，而亦为当日失败之重要原因也。”

一，“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是由前代中国士绅、知识分子的觉醒性决定的，觉醒的传承只能在这一批阶层中。这也是后代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也许，资产阶级革命（失败）是后来走向民众革命的不可缺少的过渡。这点历史轨迹很清晰。

二，“排满”成了全民性的情绪，这由清皇朝劣政导致，也由皇朝异族性质导致。

三，胡汉民所指“民众”，是比全民性高一层的“民众”，这些“民众”在社会中有一定的程度不等的钱权势力，但同样受到清廷异族的压迫，他们以为只要清除那些压迫在头上的华盖，“天下事大定”；至于一般全国性的庶民百姓，按中国历史传统，只能是观望者，他们只关心直接利益，不关心“天下事”，城头变的只是“大王旗”而已。这是中国的实情。

四，从上一点分析可以看出，无论下层百姓，还是上一层的“民众”，关心的都只是直接利益。至于所谓的“民国共和”，则“从来未有”。在乱世之中，谁都不知道最终会出什么样的“英雄”。中国传统一向由“英雄”决定，而非旗帜上“民国共和”四字可定。羊头狗肉、扛旗反旗之行为一向为千年皇朝“伦理道德”者的常态。在这样一种累积成性的常态下，泛而众之的民众谁关心什么叫“共和”？袁世凯利用国会、解散国会，只是传统人文观念和人治制度的小伎俩而已。袁皇帝说“孙、黄除捣乱外别无本领”，以传统人治视角目之，不无道理乎？历史走向沉淀下来的事实也正是这两点：共和不伦不类；出的英雄蒋氏也只是又一个扛孙中山旗帜反孙中山主张的独裁者。这是民众的悲哀，抑或是中国帝王史的胜利？袁皇帝复辟者梁士诒说出了“实话”：“中国官方的和商业的传统和习惯强调个人的关系”，“中国人无法想象对一种纯粹抽象概念的个人职责”。

五，“和平之呼声足以弛其忍受牺牲、继续奋斗之勇气”，中国先祖以数千年之为奴，换得了帝王“仁”政的和平，何在乎这一、二十年的“牺牲”和“奋斗”？以善良心度之：中国民族之人民诚朴、热爱和平；以另类视角度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是否是国民性的历史累积呢？

六，当时“民众心理”的“和议”，造就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让位，造就了袁世凯一颗新星在清末政坛的冉冉升起，造就了把“为政”依赖于人而非制度的倒退，造就了乱世之后，复归旧貌。

历史学家陈旭麓说：“旧体制却留下了旧的社会心理。这种几千年岁月积淀而成的沉重惯性如同一种板结的地块，使新的体制难于把自己的根须扎进社会深处。”

用于右任在为争取民主共和制度而被暗杀的宋教仁追悼会上的话结束此文：“今日之追悼宋先生，实我全国国民之自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