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有两种力量对皇权冲击力最大，一，有财产的人，二，有文化的人。

   其实，帝王对这两点早就悟透，所以，在中国历史社会中，重农抑商，贬斥营利生财的商人是千年不变的政策。商人的地位越低，钱财引发的势力就越不安稳、越不巩固。帝王理论指导实践，一旦富商豪绅财势产生威胁，“莫须有”罪名剥夺其一切是它不变的宗旨。奸商，无商不奸，把商人群体排斥于帝王（假惺惺）倡导的重义轻利的国民性传统思维之外，这是帝制的悖论。有道是，盗亦有道。何况是商人。

   对待有文化的人，一为科举以利诱，二为文字狱为绳索，三为舆论导向为毁之于萍末。千年流传下来的“手无缚鸡之力”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便是毁之于成势的萍末。这两种千年流传的认知传统，至今时不时产生于人的下意识思维中。这是中国帝王制度的悖论。有道是，一支秃笔，胜过千军万马。这也是中国先祖留下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