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在清皇朝垮塌之前，总体上是一部帝王的历史。梁启超1902年在《新史学》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梁启超对中国帝王史的一针见血的评断，承袭了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觉醒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更是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史皆以帝王年号作为纪年。这也反证了以上两位智者的说法的一定合理性。皇朝的纪年既被中国历朝传统所承认，又在民间暗中的抗议中延续至清末。

   自西方炮舰打开沉浸于中世纪的中国国门以后，中国的“家天下”、皇朝纪年的以朝代国的实质已为国人清楚认识，康有为等维新变法者用儒学始祖孔子纪年来代替皇朝纪年的做法，虽然回归的仍是帝王学识，但何不是一种力图“政教”分开的进步呢？但由于“易服改朔”是中国朝代更替的标志，他的这种倡导太明显而不为“朝代”之中人所接受，孔子纪年只成了一个社会阶层中的历史火花。

   民国之初，关于年号的选用出现了争论。有以天干地支为年号的，有以黄帝纪年的，有以“周召共和”为纪年的。当时有一署名“老圃”的人，作《论黄帝纪年》，认为“自革命以来，各省军民皆用黄帝年号，此为一时权宜机，固足以唤起国民之种族思想”，但是，“我国所谓黄帝，无论其功德如何，要为专制政体之皇帝。”即黄帝代表了当时排满的汉族固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黄帝要实行的，却是专制帝制，这与民国提倡的民主共和是“大相刺谬”的。

   尽管有智者如此思考，但由于当时国情的排满“光复”主流，孙中山遂遵循民情、强调国情——力倡民主国家，于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年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由于黄帝“年远代湮”，后来事实上也力图各民族为一个整体国家，黄帝纪年淡出了民国。民国纪年的使用，尽管从思想意识上有别于皇朝纪年，是对帝王意识的否定，但从朝代的角度，它没有走出中国历史。

   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确定了只用与世界统一的公元纪年，这是历史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