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麓先生在谈论到清末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时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华盛顿、林肯、彼得大帝以及明治维新崇拜的英雄形象，成为两派人（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汲取思想和战斗激情的共同来源。”

   这种人文上的对外崇拜，它的原始累积来源于19世纪左右开始的一百年来对外来西方物质文明的媚外性——这种媚外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权贵、豪绅倡导了这种物质的媚外性。这在史料中是比比皆是的，也是符合原始人性的。但人文崇拜的深度、广度以及它的质变性，已成为了两者的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一种“崇拜”的历史潮流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已经显出了它的弱小性。由此说明，一，代表中国旧传统文化的清政府不倒是难于想象的；二，清末历史时代的大病之躯，为后人提供了诊断国体的良方。任何一个和平年代，应该可以作出明智的选择，什么是该抛弃的，什么是该汲取的。这是历史不会忽略的给后人的公平机遇；如果错过这种机遇，那么和平就失去了它的内在意义，历史对于这样一种和平，是会伸出它巨大的魔爪的。这是历史老人给予后人的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课题。

   清末明初主流两派的论争，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都是借鉴于西方的为政框架，目的是为了中国的强盛，这才是真正的内质。作为这些先人的民族之后人，目的也在于此。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的论点，之所以会在历史中留下一道划痕，是有其当时的人文意义的。这句话给人了两个视角：不谈主义，只谈问题；还是透过众多问题看清主义。确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否强盛，如何算强盛，才是问题。这在清末民初已经争论了五十多年。历史似乎不在乎这个悲惨的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