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如璋（1838——1891）首任驻日公使，写《使东述略》。在记述自己用“三鞠躬”的西方礼仪向日皇递交国书过程之后，他议论说：“日本前代仪文，尊卑悬绝；其王皆深居高拱，足不下堂，上下舌隔。明治之初，参议大臣久保币藏上表，有曰：‘请自今不饰边幅，从事于简易。’后用其议，至易服色，改仪制，质胜于文矣。”

   相信何如璋不会不知道日本开国的复杂性及明治改革缘由，但他叙述中所反映的观点却实际说出了由弱变强的简单过程。“质胜于文”，去掉形式而讲求实质。所谓复杂，完全由形式所致。形式包罗万象，应该是历史沿袭下来的物质和精神遗物。确实，如果这些物质和精神，只代表面对西方文明时的落后，则“神马”都是浮云。

   黄遵宪（1848——1905）作为何如璋的驻日参赞，花了近十年写了《日本国志》。他在《职官志》一章中引用《周礼》之语：“礼失而求诸野”，认为这与西方和日本的官制是相通的：西方“设官立政，……其官无清浊之分，无内外之别，无文武之异，其分职施治，有条不紊，极至纤至恶，无所不到。”《周礼》中的“礼”，从词义分析，不是后来儒学曲意引申的“礼仪”和“等级”，而应该是相对于诸侯各国的对外“礼策”，即对外策略，“求诸野”则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民主。中国自始皇帝大一统以后，对外的“礼”失去了它大部分的意义，因而转为对内的“礼”，但皇朝六部的“礼部”，还可以辨出它对外的本意。在《礼俗志》中，黄遵宪说：“尝考其国俗，无一事不立会，无一人不结党；众人皆知其利，故众人各私其党。虽然，此亦一会，彼亦一会，此亦一党，彼亦一党，则又各树其联合之力，相激而相争。”黄遵宪的“虽然……则”，实则表达了“相激而相争”的同一目标性，其虽叙日本而用意仍在中国，这是明显的。

   由上述两种思想的国民性憧憬，酿成了戊戌变法期间众多的学会和群体，也酿成了后来康有为“易朔改元”的主张。现在有个别学者非议康有为这种主张，实是割裂了当时士绅舆论因果联系的片面观点，康的观点不会是凭空而来的，这种主张来自除对外屏蔽的皇权者的体制之内。这是外在因素促成内在因素发生质变的过程，这应该是历史发展在没有外在阻力下的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