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文化继承和发展的观点，是千年中国的老调。时至今日，仍有不为少数的大师们在津津乐道。

   稍一思之，中国整个两千多年的变革或者造反者，也无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无论陈胜、吴广对暴秦的抗争“篝火狐鸣”，还是康有为的“托古改制”，间或洪秀全的“托上帝”改朝换代（文化嫁接），其实无不承袭了中国帝王的“君权神授”的理念传统，好像是一棵树根上的枝蔓，无不夸耀自己为正宗一样。19世纪末腐儒的“西学源出于中国”论其实和洪秀全“托上帝”应为一辙。

   然而，西方文明输入的清末民初期间，是一个有识有为知识分子觉醒的时期。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以人类应有的另一视角的文明观冲击着古老中国的传统——古制、成例、拜祖式的传统观：“民为邦本”，这才是传统文化坚实的华夏之根，而“托古改制”及“托上帝”的思想，不过是帝王“君权神授”残根弱枝上苟延。

   文化上的传承，竟产生这样的专家学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援引《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奏》说：“自昔圣人刳木为舟，法斗为车，此即机器之权舆，迄后周公作指南，孔明作木牛、流马，皆仿其意而小用之，不肯尽器之利者，原欲留此余地以役吾民而养吾民也。”此等说辞，只会引来西人眼睛睁得如铜铃，国人眼睛眯成一条缝而捂嘴了。郭嵩焘作为一个堂堂中国官吏，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有这样一句叹息：“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这难道是一种定论么？

   孙中山革命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改几千年传统文化观的思路，引进西方理念，直接植根于华夏文明“民”之本上，提出“三民主义”的思想。这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归结，又是与西方文明衔接的出口。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三民主义”只成了继承者手中挥舞的权杖，但这种衔接点及由此必然会发展的立足点，终会成为一种时代社会的泻洪口，这应该是不可逆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