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集权为政，使中国的臣民百姓精于处世，话只捡好听的说。鲁迅先生曾就邻人对母亲怀抱里的孩子的赞美，作过这样的议论。这成了中国式“人之常情”。当然，任何人对这种人之常情的评论，不在于这“情”之对与错，而在于它的视角，中国传统观念更注重“好听”的一面，否则就是阿木灵了。这种传承的观念性表现，尤其突出于官场的相处中。这种“好听”之词，平时任其所为，相见哈哈，非要事情弄得不可收拾时，官长才会大加痛斥。其实，其时已没有了对与错，官长骂得没错，下级被骂得也是冤枉。这种视角效应，就在于这种传承千年、一以贯之的集权为政。

话只捡好听的说，在整个清末的对外关系上，可谓比比皆是。

嘉庆二十年（1815年）皇帝召见粤督孙玉庭，问说英国富强否？孙答：“其富由中国，彼以所有易茶叶，转鬻于附近诸夷，故富耳！然一日无茶则病，禁之则穷，又安能强？”

孙玉庭真的认为英国的富源于中国？他是国际问题专家（砖家吧）？他是就现象而现象的主观胡说罢了，真的是倾向于“强悍”游牧民族“胡人”的说辞。相信嘉庆皇帝听说后也只会半惑不解地眨着眼睛，心中问：是吗？但孙的说辞是符合泱泱大国天朝观的。尤其是，孙是可以代表“人之常情”的中国臣民百姓的。一旦皇帝耳边充塞了这种“人之常情”，他的“常情”便是“捉拿”和“剿”了。

道光二十一年（1831年），工科给事中邵正笏奏说：大皇帝施恩准许外国贸易乃“以中原之殖货，拯彼国之人民”。中国苏南某些地方至今还流传下来这么一句浑语：“自家棉花大如羊卵泡，别家棉花小如鸡屎干”，邵姓官员的这句话是否就是这种臆想的现实表达：别国田里只长草，我国田里长满稻？这种带有传统的思维，皇帝会没有？理解万岁，你中意来我动听，不产生自大的进一步膨胀，那才不是“人之常情”呢。

     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对外皇谕中，充满了“断绝贸易”、“封舱”、“封关绝市”等词语，也充满了“向化”、“效顺”、“驯服”、“制驭”等词语。而后的“师夷”洋务中，堂堂天朝上国，事事远胜于西人，唯独“火器”不如人的说辞，可谓晚清政坛至甲午战败前的主旋律。一个处于被侵略地位的国家，有这样的词义表达，充其量只是一币两面、好的一面了，而确实无视了两面的关联性。此乃大皇帝高高在上的视角，此乃人之常情也。

   其实，阿Q的精神胜利法，被打了还喊“儿子打老子”，源自引领风气之千年专制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