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的“恃民”观不是没有。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抗英战斗中便有了“粤民可用”的实践。疆吏姚莹更是“颇著成效”者。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台湾道姚莹奏报：通台十七口设防兵勇，弁兵三千九百三十九名，乡勇六千四百八十名，“夷五犯台湾，不得一利”（《鸦片战争》、《东溟文后集》）。魏源认为“义民可用”（《魏源集》）。闽浙总督颜伯焘奏说：“广东民情，非不可用”（《筹办夷务始末》卷三十）。道光帝对此也认为“众志成城，何敌不克”（《清实录.宣宗实录》）。

但实在地说，“民可用”只处于“民可利用”的概念中，而非“民可用而自主”的观念中，因为这和千年帝王“牧民”传统观是相抵触的。显然，“利用”是有向己倾向性的度的，它只是皇权小鸡肚肠式“专门利己”政策忽东忽西的工具而已。“三元里”人民自发抗英而被广州知府余保纯叫停、并为英军解围便是显例。它最终的目的只在主人而非在“工具”。换句话说，皇权把民视作异类——工具，因而作为“工具”的民把皇权视作异类在道理上也是成立的；两者不在同一体中，因而矛盾会不在这便在那、伴随始终地暴露出来。归根结底，“恃民”制度性地不成立，因而也是虚假的。清代疆臣士绅在这种危及“国体”、看到沿海的民所表现出来的“贱”、“刁”、“不可理喻”、“愚昧”性时，大加咒骂，这在奏折中很多，其实只是一种自骂而已。

更有甚者，由于官民不在同一体中，当时沿海不少商人及游民表现出了“趋利性”。据史料记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由于“夷”对沿海地形的不了解，“汉奸”比后来的历次对外战争都多。“恃民”的另一个动念便成了“欲其不为匪而归我用，莫如招募之一法”（地方官程懋采语），“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林则徐奏折）。但一旦“招募”之民自感危及性命，何人会为？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与“恃民”相对应的，还有“防民”。对此，郑剑顺在《晚清史研究》中这么说：“‘恃民’思想反映在民族利益上，官民的某种一致性；‘防民’主张则反映在阶级利益上的官民对立。在统治层的抗战、进步势力中，‘恃民’思想占较大分量；在统治层的妥协、落后势力中，‘防民’主张则较突出。”

      由于统治层根本利益的一致性，防民是本质，恃民只成了“吓吓野人头”的包装。这在后来的广州、福州的入城问题上，一再为清政府表现出来并加以利用。然而，对“夷”人来说，只能是儿戏般的小伎俩而已。